二天天一亮我就跑了。臨走我拈了幾件衣服。我不是圖那幾件衣服，我是想給家裡一個交待，說衣服就是工錢。）

對僥倖逃生者的調查和被害者家屬的訪問，排除了此案另有同案犯和含有政治或迷信因素的可能性，作出了初步結論：作案者為龍犯一人；殺人動機為獲取無價勞動力和謀財。

在對龍犯的一次審訊中，當審訊者一再追問龍犯除了573元，是否在別處另匿有贓款時，龍犯回答說：“不用再問了，就那573元。我殺人也不只是圖錢財，我是為國家除害哩！”

“什麼？”

“我有三不殺，”龍繼續說，“一不殺科技人員，二不殺國家幹部，三不殺職工、工人。我只殺殘廢人，只殺愚昧無知憨憨傻傻”

語驚四座。

不論龍出此言原因何在，（愚蠢可笑的自我開脫？戲謔之言？龍犯認為那三種不殺之人之外的人均屬於社會無益的多餘之人？）但調查結果證明，被害者和僥倖逃生者除少部分智力低下和有某種殘疾的人外，大部分都是智力健全，並且為鄉村的強壯勞力，是農家頂門立戶的人。

這就引發了一個疑問，也是省城和北京來的領導幹部及工作人員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問：龍犯為什麼能輕易誘來包括死者和逃生者在內的如此眾多的人？以龍犯本人的情況形象猥瑣，衣冠不整；以龍家家境一貧如洗，汙穢不堪，何以能誘得那麼多強似他的人，甚至共產黨員、復員軍人、鄉村幹部來給他家幹活呢？

這與商州具體的社會和自然環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商境人（尤其是農民）的生活習性有一定關係。

商州乃貧困山區，交通不便，地力欠豐，古代多作謫官之所便可說明這點。20世紀70年代，“四人幫”沿襲古例，就曾將彭真同志“謫貶”到了這裡。民國時期，商境的狀況誠如志書所言：“軍閥混戰，政令不通，社會治安狀況惡化，人民生活尤為清苦，農無存糧，形成農不敢食饅頭，三餐只喝玉米糊糊，出現麥價廉而玉米貴的怪現象。如遇災荒，中人之家落為貧戶，貧困之家淪為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