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之家淪為乞丐，甚至盜匪”“正如本地諺雲：‘睡在炕上看星星（屋破），端上飯碗照影影（飯稀），半年糠菜半年糧，半年出外去逃荒’”新中國成立以後，商洛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商洛的經濟發展仍較為緩慢，遠低於全省的平均水平，屬中央扶助救濟的特貧地區。

所以，每逢災年，青黃不接時節和冬閒時節，不少農民出走他鄉，老幼乞討，青壯年賣工，女人投親*友或給人當臨時媳婦，一去不返的也多有人在。1975年，洛南縣一縣委書記曾從華山腳下的羅浮車站一次攔回18車外流人口！然而此數字又能佔全縣外流人口的百分之幾？新時期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除了一些土地極為貧瘠的偏遠山區，境內的農民基本上“食可裹腹”了，但僅僅是“食可裹腹”而已。龍案審理完結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曾有兩位年輕的工作人員來商考察，他們說：“我們在北京聽到這件事時，覺得不可理喻，現在走訪了一些被害家屬，理解了，這裡好多人家家境比龍犯家好不了多少。”

人口外流在商境習以為常，在此請讀者注意前文提到過的數字比：案發前到商縣公安部門報失有37人，案發後才增報60餘人。可見這60餘人的親屬對他們的失蹤抱著一種聽天由命的態度（實際上商縣失蹤人數遠不止此）。自古注重閤家安順的商州人卻對家庭成員的出走不歸如此“想得開”，這不能不令人深思。一位當地老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咱這兒的人不值錢嘛！”

商洛人民的流動，突出反映了他們的“安土重遷”的習性。他們不像江浙和四川的農民，敢於邁出省境，到全國各地尋求發展，而是基本上在本地區流動。能在山外攬個長活如姜三合者就算有本事的人，他們的流動都不願遠離家門。並且從事手工業者甚少，多是出賣體力。出門三五日者有，日出而出，日落而歸者有，只圖掙個小錢以補家用。他們漫無目標地在本地游來蕩去，尋覓僱主，甚至趕集或外出辦事也尋著零活。當人們都在尋活兒，活兒能有多少？大家都當僱工，僱主又有幾人？這就給龍犯的犯罪活動提供了方便。當龍犯叫這些人去做活時，他們除了慶幸自己的運氣，還能作何猜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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