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雖然建立了民國，各地學校也紛紛顯出革新的氣象，但這所位於京城、培養京官的大學堂，卻仍然因循守舊，死氣沉沉，官僚氣息濃厚，好像革命風氣從未光顧過這裡。但時隔不久，這種現象就一去不復返了。

1917年1月，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來到北京大學任校長。這位有著資產階級革命派氣概的學壇猛將，在上任之初就公開宣佈：　“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

寥寥數語，卻從此改變了北大的歷史，也改變了張國燾的命運。

蔡元培在整飭學校的過程中，啟用了一批學識淵博、思想進步的專家、教授。他剛上任，就將當時因創辦《新青年》《新青年》創刊於1915年9月15日，原名為《青年雜誌》，從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號起改名為《新青年》。《青年雜誌》為什麼要改名呢？據任建樹著：　《陳獨秀傳——從秀才到總書記？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頁）載：　當時上海基督教青年會辦有《上海青年》（週報），他們寫信給承擔《青年雜誌》印行的群益書社，說《青年雜誌》和他們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應該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錯誤。群益書社徵得陳獨秀的同意，將《青年雜誌》改為《新青年》。和發動文學革命而在文學界和教育界頗有名氣的陳獨秀聘為文科學長。同年9月，又聘剛從國外歸來的胡適為教授，講授英文學、英文修辭學和中國古代哲學。11月，李大釗出任北大圖書館館長，後兼經濟學、史學教授。劉半農等也隨後而來。加上原在北大任教的錢玄同、沈尹默等人，真是人才濟濟。

蔡元培倡導思想自由，鼓勵學術研究和學術討論，提倡“相容幷包”。這一系列措施使北大的面貌為之一新，各種學術團體、政治組織紛紛湧現，師生中開始形成一種關心時事、注重實際、研究學術、自由爭辯的新風氣。

1917年1月，陳獨秀帶著他的《新青年》來到北京大學任職，並將由他一人主編的《新青年》改為同人刊物，成立了編委會。參與編輯工作的先後有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胡適、魯迅、沈尹默等激進的民主主義者。這使得《新青年》夾裹著新文化運動的強勁東風，在北大學生中廣為流傳，並進而傳播於全國各地。

處於新舊交替時代的青年們，如飢似渴地汲取著新文化運動帶給他們的新思想。他們贊成《新青年》提出的許多新觀點，比如：　要用民主和科學來反對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提倡獨立思考，反對依附古人，反對盲從封建權威，反對做習慣勢力的奴隸；要求從封建傳統束縛下解放人的個性與才能，使其得到自由的發展；倡導文學革命，反對八股文，提倡白話文，等等。這些觀點反映了在實際生活中和精神生活中深受封建桎梏之苦的青年人的強烈要求，必然會引起他們的共鳴，激發他們的熱情。

像同時代的大多數青年人一樣，張國燾在《新青年》的感染和新文化運動的鼓動下，更加關心時事，關心祖國的前途和命運。在學習功課之餘，他如飢似渴地尋求著各種新知識和新思想，豐富著自己的知識和政治素養。在這些新思想的啟發下，他開始對北洋政府當局的內政外交政策評頭品足。

恰在此時，一個改變世界歷史程序的重大事件發生了，這就是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或許是由於傳播媒體的缺乏，或許是對於這突如其來的“十月革命”需要有一個認識過程，總之，在中國，最敏感的知識界對十月革命的重大意義也不是立即就看得十分清楚的。十月革命後約一年時間，中國知識界才初步認識到十月革命的重大意義。這反映在1918年7月1日李大釗發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中。李大釗在此文中第一次指出：　“俄羅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同法國革命預示著世界進入資產階級革命時代一樣，俄國十月革命預示著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到來。一般說來，他們還停留在熱衷於依靠民主和科學來救國的認識水平上，同時認為思想革命能夠為新國家打下可靠的基礎。總之，還是傾向於一種溫和的救國方式。

在新文化運動的鼓舞下，青年人不僅用各種新知識、新思想充實著自己，而且逐漸開始將自己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聯絡起來，希望透過自己的行動來喚醒中國人民的愛國意識、改變國家命運。正是在這種愛國思想的影響下，張國燾生平第一次參加了反日愛國的請願示威活動。

事情是這樣的：

袁世凱死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