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小組的陳公博；旅日小組的周佛海；還有包惠僧包惠僧原是武漢共產黨小組的成員，1921年因事到上海。5月中旬，李達派包惠僧去廣州找陳獨秀商談工作，後留在廣州。陳獨秀接到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通知後，派包惠僧到上海參加大會。，代表全國黨員53人，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也出席了會議。

作為會議主持人，張國燾首先向大家報告了大會籌備的經過，說明了這次代表大會的意義，提出這次大會的主要任務是制定黨的綱領和實際工作計劃。

接著，代表們初步議出會議議程四項：

（一）　討論黨綱與政綱；

（二）　制定黨章；

（三）　研究中心工作與工作方針；

（四）　選舉黨的中央領導機構。

會上，馬林作了很長的報告，講述了國際形勢，共產國際工作狀況及其使命，中國共產黨的任務，還介紹了他在爪哇工作的經驗，建議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們一定要注意發動工人的工作，建立工人自己的組織。

尼柯爾斯基向大會宣佈了共產國際遠東局成立和赤色職工國際將正式成立的訊息，並介紹了俄國革命後的情況。最後，他建議將這次大會的情況向遠東局作一彙報。

接下來，會議根據馬林的建議，首先選出一個黨綱和工作計劃起草委員會，由張國燾、李達、董必武等人組成。然後安排會議第一、第二天由各地代表彙報工作。

儘管後來有人回憶各地代表都發了言，但我們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張國燾代表北京小組和陳公博代表廣州小組的發言材料。因此，在無法進行全面比較的條件下，可以看出，張國燾的發言是做了認真準備的。在長達6000餘字的發言稿中，他將內容分作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紹北京的政治、經濟狀況。

他指出，北京的政治黑暗。北京在封建帝王和官僚的統治下，人們對政治漠不關心，俯首聽命和從屬依附的情感深深地紮根在他們心坎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表明了知識分子的覺醒，隨之而來的就是對各種社會主義思想的信仰，這使知識界內部出現了分歧。而且，知識分子認為要改造社會只能透過廣泛教育的途徑。他們把無產階級看做是無知的、貧窮而軟弱的階級，結果就成了工人革命運動的極大的障礙。另外，北京是外國人、政府官吏、軍人、警察等肆虐的地方，人民受侮辱、受壓迫，只要抓住時機宣傳革命思想，就會激發工人階級的革命精神。北京的經濟衰敗。北京不是個工業或商業城市，較大的工廠企業都掌握在政府官僚手裡，廠主和僱主本身就是政府。為了撈取更多的利潤，他們強迫工人和職員拼命工作。北京有五六萬人力車伕，這是不可忽視的一支龐大的隊伍，向他們進行宣傳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部分，彙報了北京黨小組的工作。

他將這個小組的工作分為“在工人中的宣傳工作”和“在知識分子中的宣傳工作”兩個內容。他彙報了在長辛店開辦勞動補習學校、組織工會的經過和體會，認為向工人宣傳的最有效的口號是“提高工資和縮短工時”；幫助工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幫助他們組織罷工和遊行”。他向各地代表談了北京小組在宣傳工人和組織工人中取得的四點經驗：

第一，在忠實於工人運動的人與工人之間建立友好關係；

第二，從工人當中選拔一些領袖；

第三，提醒他們不要忘記我們組織的目的，並利用自己的工會同僱主進行鬥爭，從而使階級仇恨激化；

第四，必須利用每一個機會，推動群眾舉行遊行示威和罷工。

他還談了他們幾個黨員想參與鐵路工人罷工而遭到工人們拒絕的事情，說明他們的工作並非做得很紮實，也有不足之處。

在宣傳知識分子方面，張國燾彙報了與無政府主義和基爾特社會主義的論戰、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和創辦刊物的工作。他認為宣傳工人和知識分子的工作還有待於進一步加強。

張國燾在發言即將結束的時候，向與會代表說：

同志們，黑暗的政治局勢，包圍著我們的腐敗社會，一系列令人難忍的社會的不公平以及悲慘的經濟生活狀況，所有這一切都是易於引起革命爆發的因素。我們能否利用易於激發起來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義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階級社會革命的軌道，所有這一切均取決於我們在高舉紅旗的鬥爭中的努力程度。這次成立大會應當具體地解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