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理由，但從根本上看，是對上海會議的意義認識不足。

事有湊巧。作為中國共產黨發起人之一的李大釗，因種種原因不能出席這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黨的成立大會，另一位發起人陳獨秀也因主持廣東教育委員會的工作，併為上海租界所注意而未能出席。

這真是一種歷史的遺憾。

既然南陳北李均不能出席會議，大會的籌備工作就落在了上海代表和北京代表身上。上海方面參與籌備工作的是李達和李漢俊。北京方面，由於劉仁靜先去參加在南京召開的少年中國學會會議，所以張國燾就提前來到上海，與李達、李漢俊共同為中共一大的召開做準備工作。

當張國燾先於其他代表到達上海時，上海的情形是這樣的：

1920年10月，陳獨秀應廣東省省長陳炯明之邀，到廣州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上海黨組織的書記職務由李漢俊代理。不久，李漢俊就與陳獨秀在黨章問題上發生了爭論。

那是在1921年2月。當時陳獨秀起草了一個黨章，寄回上海。李漢俊看到草案上主張黨的組織採取中央集權制，便對陳獨秀甚為不滿，說他要黨員擁護他個人獨裁。李漢俊隨後也起草了一個黨章寄給陳獨秀，主張地方分權，中央只不過是個有職無權的機關。陳獨秀看了李漢俊的這個草案，大發雷霆。從此以後，陳獨秀和李漢俊之間的裂痕愈來愈深。

李達覺得黨組織才剛剛成立就鬧分裂，太不像話，只得調停於二者之間，要大家加強團結。但李漢俊態度堅決，不肯接受調停，並連書記也不做了，他把《新青年》停了刊，又把上海的黨員名冊和一些檔案移交給李達，要李達來擔任書記。李達：　《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這是上海黨組織內部的分歧。除此以外，剛到中國的馬林也因為工作方法不當與李達、李漢俊發生了不愉快。

初到中國的馬林，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自居，在還不瞭解上海共產黨組織具體情況的時候，就開始指手畫腳。這使得秉性剛直的李達和決不盲從別人的李漢俊都很反感，故二人對馬林採取不合作態度。作為馬林翻譯的張太雷，雖然認為自己有責任協調馬林與二李之間的關係，無奈自身只是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無權干涉黨內事務。

眼看代表大會召開的時間漸漸迫近，籌備工作卻因三人不能達成一致而難以進行。此時，無論是馬林，還是李達和李漢俊，都急切地盼望著有一個人能居中調停。

張國燾的到來，無疑使這三人都鬆了一口氣。

透過與李達、李漢俊的接觸，張國燾瞭解到上海的具體情況以及二李與馬林之間的分歧所在。當胸中有數之後，他就決定去拜訪馬林。或許是因為碰了李達、李漢俊釘子的緣故，馬林對張國燾的態度還算隨和。儘管張國燾仍然感到馬林具有社會主義的白人優越感，兩人還是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談了北方工人運動的情況和代表大會的籌備問題，彼此意見也相當融洽。

張國燾使馬林與中國共產黨黨員之間的緊張關係得到緩和之後，便與李達、李漢俊等人一起，在馬林的協助下籌備代表大會。

當各地代表陸續抵達上海，預定舉行大會的日期逐漸接近之時，代表們望眼欲穿的陳獨秀仍未到達。

幾天之後，正在大家焦急之際，陳公博帶著陳獨秀給大會的親筆信趕到。陳獨秀在信中對代表大會提出四點意見據《蘇聯陰謀文證彙編》第2冊第47頁載，這四點意見是：　一曰培植黨員；二曰民權主義之指導；三曰紀綱；四曰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要求大會在討論時予以注意。

既然是黨的成立大會，總要有個主持人。各地代表便提議由張國燾來主持會議。這一提議得到了馬林的同意。據包惠僧回憶說：　“我們開會推了張國燾為會議主席，這也是事前得到馬林同意的。”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頁。

七　在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中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李漢俊與其兄李書城的寓所召開。

來自上海、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州及旅日共產黨小組的代表共13人出席了會議，他們是：　上海小組的李達、李漢俊；北京小組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小組的董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