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的提議碰壁之後，便返回莫斯科去尋求共產國際的支援。

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由於接受了共產國際二大和遠東會議的有關精神，中國共產黨人也開始將國共合作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大會透過的《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中明確指出：　“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現狀之下，在中國的無產階級現狀之下，我們認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資產階級的利益，而於無產階級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們共產黨應該出來聯合全國革新黨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以掃清封建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建設真正民主政治的獨立國家為職志。”而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的具體步驟是：　“（a）先行邀請國民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適宜地點開一代表會議，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團體，及如何進行。（b）運動傾向共產主義的議員在國會聯絡真正民主派的議員結合民主主義左派聯盟。（c）在全國各城市集合工會農民團體商人團體職教員聯合會學生會婦女參政同盟團體律師公會新聞記者團體等組織‘民主主義大同盟’。”《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6頁。這實際上是一種黨外合作方式。

1922年7月初，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領導人彙報了他在中國的工作和所瞭解到的情況。他在7月11日寫給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說：　“我建議我們的同志，改變對國民黨的排斥態度並在國民黨內部開展工作，因為透過國民黨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聯絡要容易得多。同時，共產主義小組必須不放棄自己的獨立性，同志們必須共同商定在國民黨內應該遵循的策略。國民黨的領導人告訴過我，他們願意在國民黨內進行共產主義宣傳。我們的同志拒絕這個主意。這些共產主義小組若不在組織上同國民黨結合，那他們的宣傳前景暗淡。”馬林：　《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頁。

馬林這一份關於中國國內情況的詳細報告，引起了共產國際的高度重視。共產國際執委會經過討論，決定採納馬林的建議，並要求中共中央把駐地遷往廣州。

維經斯基向馬林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決定，並於1922年7月18日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命令。這個命令由馬林帶到中國。當時為了保密，這個命令用打字機列印在馬林的絲襯衣上。命令的內容是：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接短箋後，應據共產國際主席團7月18日決定，立即將駐地遷往廣州並與菲力浦即馬林。同志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頁。

在馬林再次來華之前，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還發給他一個委任書，原文是：

茲委任斯內夫利特即馬林。同志代表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在中國南方同黨中央委員會聯絡，並代表我們同南方國民革命運動領導人合作。該同志應同荷屬印度的共產黨、工會和民族革命運動保持經常接觸。本委任書於1923年9月前有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22頁。

帶著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馬林於8月初返回上海。

這時，中共二大剛閉幕不久。馬林看到二大透過的《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後，將其斥為不切實際的幻想，並且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指示和國共合作問題。

杭州西湖，這是一個風景如畫的地方。1922年8月28日至30日關於西湖會議的具體日期，在筆者所看到的目前已經公開的資料中，只有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一書第83頁的馬林工作記錄明確記載是8月28日至30日。，中共歷史上七個不尋常的人在這裡召開了一次不尋常的會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在他們手裡開始出現了新的轉折。讓我們記住這七個人的名字：　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馬林和翻譯張太雷。

儘管擁有共產國際的“最高指示”，但馬林一開始並不想用壓服的方法來取得中國共產黨人對自己觀點的認可，他希望能夠說服他們。於是，當與會者各自懷著不同的心情傾聽著他的發言時，他便系統地向中共領導人陳述了自己主張國共黨內合作的理由。據張國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