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4頁。從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看，維經斯基的批評也是有道理的。

張國燾在莫斯科期間，同共產國際領導人有過具體的接觸，並就有關中國的問題同他們交換過意見。當時，共產國際上上下下正在根據馬林的建議，討論國共合作應當採取的組織形式問題。對於張國燾來說，莫斯科之行的最大收穫就是了解到共產國際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態度。他認為在有關中國的問題上，東方部的拉狄克和薩法羅夫是左派，布哈林是中派，馬林是右派。這種分歧無疑加重了張國燾後來反對馬林關於黨內合作主張的心理砝碼。

十三 西湖論爭

遠東會議之後，共產國際加強了同國民黨方面的聯絡。特別是1922年8月越飛阿道夫？越飛（1883—1927），原名阿道夫？阿布拉莫維奇。19世紀末開始從事革命活動。1908年與托洛茨基在維也納編輯《真理報》。1912年在基輔被捕，放逐西伯利亞。1917年二月革命後釋放，與托洛茨基一起編輯《前進報》。十月革命時，任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十月革命勝利後，在蘇維埃政府從事外交工作。1922年至1923年，以蘇俄全權代表身份來華。1927年11月自殺。來華之後，與孫中山的聯絡更加緊密起來。1923年1月，越飛和孫中山經過具體接觸和會談後，發表了《孫文越飛宣言》，這標誌著蘇俄與孫中山正式建立了合作關係。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儘快促成國共合作了。

關於國共合作問題，早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於中共一大後訪問孫中山時，就曾提及。當時孫中山講，可以允許在國民黨內宣傳共產主義。也就是說，以黨內合作的方式建立國共聯合戰線。馬林對此甚為贊成，於是極力主張以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方式來實現國共合作。關於這一點，他是這樣解釋的：

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蘭教聯盟運動中取得的經驗作為依據。伊斯蘭教聯盟是爪哇最早的群眾組織。它建於1911年，具有經濟、社會和宗教混合一體的性質。它的鬥爭鋒芒直指歐洲糖廠主對爪哇人的剝削。這個群眾組織的左翼（集中在三寶壠）接受印地社會民主同盟的宣傳，這個同盟是我幫助組織並使之沿著階級鬥爭路線開展宣傳。這種宣傳在伊斯蘭教聯盟內部得到了強烈的支援，特別在1914—1918年的戰爭年代裡更是如此。結果，在1918年代表大會的宣言中接受了同“罪惡的資本主義”作鬥爭的思想。和伊斯蘭教聯盟左翼的聯絡創造了在我們自己人領導下組織工會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是鐵路工會。純粹民族主義分子反對我們社會主義宣傳的日益增長的影響，他們效法正在發展中的工聯主義，建立他們自己的工會。伊斯蘭教聯盟這一鬆懈組織形式，使我們社會民主同盟的印尼人、爪哇人、馬來亞人的影響迅速增長。其影響之大，甚至在軍隊裡也建立了聯合會，而這種情況還是在戰時呢！　伊羅生：　《與斯內夫利特談話記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255頁。共產國際代表馬林

馬林經過與國民黨領導人的接觸和在中國南方的實地考察，認為把爪哇經驗運用到中國是完全可以的，對此他很有信心。1922年初從中國南方返回上海後，他就向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實行“黨內合作”的建議。

中國共產黨人對馬林的建議是無法接受的。1922年4月6日，陳獨秀致信維經斯基，對馬林的黨內合作建議提出六點反對理由：

（一）　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

（二）　國民黨聯美國，聯張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

（三）　國民黨未曾發表黨綱，在廣東以外各省人民視之，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展之機會。

（四）　廣東實力派之陳炯明，名為國民黨，實則反對孫逸仙派甚烈，我們倘加入國民黨，立即受陳派之敵視，即在廣東亦不能活動。

（五）　國民黨孫逸仙派向來對於新加入之分子，絕對不能容納其意見及假以權柄。

（六）　廣東、北京、上海、長沙、武昌各區同志對於加入國民黨一事，均已開會議決絕對不贊成，在事實上亦已無加入之可能。《陳獨秀致吳廷康的信》，《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2頁。

馬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