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頁。列寧提出的是“結成臨時聯盟”，而且特別強調“不要同他們混為一體”，“要保持這一運動的獨立性”，並沒有提出“加入進去”。第二，在遠東會議上，雖然遠東各國共產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合作的聲浪甚高，但也僅僅確立了一般的原則，並沒有規定合作的具體方式。現在，馬林將這一合作解釋為黨內合作，並要求黨的一切工作透過國民黨來進行，是否合適？

儘管有上述理由和疑問，但張國燾也不能不承認這樣的事實：　在遠東會議上，張秋白代表的國民黨比他代表的共產黨更受大會的青睞。從列寧在會見中只談孫中山，不提陳獨秀來看，從季諾維也夫和薩法羅夫對國民黨所作的高度評價和善意批評來看，蘇聯黨和共產國際更看重的是具有實力和影響的國民黨。另外，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相比，確實力量弱小，京漢鐵路大罷工被軍閥殘酷鎮壓後，工人運動在一段時間基本處於停滯狀態，說明黨因秘密活動的限制，不能很快使黨自身和所領導的工人運動得到迅速發展。如果能夠實現國共合作，黨的活動餘地無疑會增大。

但為什麼必須是黨內合作呢？在張國燾看來，中國共產黨二大所形成的與國民黨建立聯盟的黨外合作的決議，正符合列寧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中的要求，同時也符合共產國際二大的精神，更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不料，共產國際卻採用了馬林的建議，命令中國共產黨人改變自己的決定。而他自己反對的結果，卻是落了這樣一個下場。

是誰錯了？是自己錯了嗎？他想找出自己錯在什麼地方，卻很茫然。或者是馬林錯了？一個外國人，在中國匆匆走了一圈，就決定中國共產黨應該如何如何，難道他比我這個中國人更瞭解中國？不過，馬林確實是個有經驗的革命家，他看問題可能比自己深刻，不然，為什麼共產國際會採納他的建議，而中國共產黨最後也服從了這一建議呢？

在誰是誰非的問題上，張國燾無法作出正確的判斷。

約翰？保羅曾說過：　“一個人的真正偉大之處就在於他能夠認識到自己的渺小。”但大多數人難以做到這一點。張國燾也是如此。

儘管張國燾已經在中共三大落選，儘管他有這樣那樣的思想包袱，但他並沒有完全置身於政治鬥爭之外。

1923年7月8日，中共上海地委兼區委遵照中共中央第二號通告的要求，召開全體黨員大會進行改選。會議選出徐梅坤、甄南山、王振一、沈雁冰、鄧中夏五人為正式委員，張國燾、顧作之、郭景仁三人為候補委員。

7月9日，改選後的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討論委員的分工，決定由鄧中夏任委員長，徐梅坤任秘書兼會計，王振一、甄南山任勞動運動委員，沈雁冰任國民運動委員。會上並決定設立“國民運動委員會”和“勞動運動委員會”。“國民運動委員會”由沈雁冰兼任委員長，林伯渠、張太雷、張國燾、楊賢江、陳其壽、黃讓之、董亦湘、劉宜之為委員。“勞動運動委員會”由王荷波兼任委員長，王振一為秘書兼編輯，甄南山負責機工方面，林蒸負責吳淞方面，周啟邦負責郵差方面的工作。

會議還決定將黨員重新分組，分組的原則是將居住相近的黨員編為一組。當時黨員共53人，編為五組，張國燾被編在第二組，與他同組的人有董亦湘（組長）、徐梅坤、沈澤民、楊賢江、沈雁冰、糜文溶、黃玉衡、郭景仁、傅立權、劉仁靜、張秋人、張人亞。

8月5日，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舉行第六次會議，決定對“勞動運動委員會”的成員作部分調整，張國燾、徐梅坤、劉拜農、甄南山、鄧中夏負責為《星期日》刊物供給稿件。

8月12日，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七次會議，對徐梅坤因病請假的問題，討論同意准假至病癒為止，以候補委員張國燾遞補。會上並提出小組改組的名單，共分四個組，張國燾被編入第一組，其他成員是：　許德良（組長）、瞿秋白、張太雷、嚴信民、黃讓之、鄧中夏、施存統、王一知、邵力子。以上材料均見《1921年至1927年上海、江蘇、浙江黨組織發展概況》，《黨史資料叢刊》1984年第2期，第5—7頁。

8月22日，張國燾在《嚮導》第37期發表了一篇題為《如何反對鐵路共管》的文章。“鐵路共管”是列強外交團護路委員會制定的一個攫取我國鐵路警察權、財政權和運輸權的方案。針對北洋軍閥政府軟弱無力、賣國自保的外交政策，張國燾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