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議決案》。其中明確寫道：　“工人階級尚未強大起來，自然不能發生一個強大的共產黨——一個大群眾的黨，以應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議決中國共產黨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產黨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議決，此次全國大會亦透過此議決。”《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頁。

張國燾失敗了，這是中共三大上他受到的一個沉重打擊，但並不是惟一的打擊。

在這次大會上，他還在另一個問題上受到了批評，使他越發覺得顏面無光。

批評過張國燾的

陳獨秀陳獨秀在代表第二屆中央委員會作工作報告時這樣批評張國燾說：　“張國燾同志毫無疑問對黨是忠實的，但是思想非常狹隘，所以犯了很多錯誤。他在黨內組織小集團，是個重大的錯誤。”

中共二大之後，張國燾搞“小組織”、“小集團”的批評就不時在黨內出現，這使得一貫盛氣凌人、善於發號施令的張國燾總感到有一種聲名狼藉的滋味。

事情還要追溯到1922年7月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當時，中共中央為了秘密開會的方便起見，將在上海的黨員分成幾個小組，討論一般政治問題，提出意見，供大會討論宣言時參考。張國燾所主持的小組都是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人員，人數最多。二大閉幕以後，小組成員由於都是負責工運的同志，所以也常常在一起開會討論工作。

當時中共上海區的委員長是陳望道，據蔡和森說，陳望道在主張上與李漢俊和沈玄廬完全相同，而且這個人個性陰沉，反對集中制和批評，懷疑工人加入共產黨，反對大罷工，主張黨應秘密不應公開。在第二次代表大會時，從莫斯科回國的同志認為上海黨的組織太消沉，主張應積極活動，但陳望道卻以消極對之。蔡和森：　《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中共黨史報告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頁。故黨總不開會，表現出無組織的狀態。張國燾也認為陳獨秀把黨搞得太鬆弛，應該有一個嚴格的組織紀律。所以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同志有一次開會時表示對黨總不開會的不滿，主張對於勞動運動以後他們要常常開會討論。包惠僧：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幾個問題》，《“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7頁；李立三：　《黨史報告》，《中共黨史報告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頁。這本來是無可非議的事情，因為勞動組合書記部開會討論勞動運動正是其份內之事。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出人意料地複雜起來。

當時，正是國共合作的醞釀時期。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同志對國共以什麼方式合作自然十分關心，所以在一次開會時，就有人提出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方式。當時張太雷正因其他事在場，聽了這種說法頗為不快。而從莫斯科和法國回國的同志，也對張太雷追隨馬林主張的傾向有所不滿，便故意當著他的面加重反對的語氣。

張太雷離開後，心裡很不痛快，就將情況告訴了團中央書記施存統。施存統等人鼓勵他向陳獨秀報告。張太雷就去告訴了陳獨秀施復亮：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後的一些情況》，《“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頁。。陳獨秀聽後十分生氣，認為這是黨內出現了“小組織”。

陳獨秀為什麼對勞動組合書記部成員開會如此反感呢？並不是因為他們開會時有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言論，因為當時就連陳獨秀自己也對馬林的主張持反對態度。這裡有另外一層原因：　陳獨秀是黨的創始人之一，在黨內的威望很高，他雖然沒有參加中共一大，但仍被選為中共中央局書記，這就是證明。但陳獨秀畢竟不是一個標準的職業革命家，在他身上更多的還是知識分子的敏銳、易於偏激的特點。再加上他性格比較粗暴，在處理同志關係上時有不當。現在，二大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五個委員中，除他自己外，其他四人都參加了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會議，陳獨秀自然會想：　這不是撇開自己、架空自己，搞小組織、小集團活動又是什麼？

小組織問題如果就此結束，似乎也沒有什麼可以引起全黨共誅之的“罪惡”。豈料馬林卻在這個問題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使其一下子變得醜惡了許多。

還是在西湖會議上，當與會者對國共合作的問題形成一致看法後，馬林卻從口袋裡取出一份早已準備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