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兩個部分發展起來的，彼此是相當獨立的。在廣州和上海的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眾相結合。我們同他們進行了整整一年的鬥爭，因為許多人認為，一個好的共產黨員怎麼能干預像罷工這樣平凡的事情呢？那裡有許多我們的同志把自己關在書齋裡，研究馬克思和列寧，就像他們從前研究孔夫子一樣。幾個月前還是這個樣子。由於孫中山倒臺，革命事業本來已在華南遭到一次打擊，它怎麼可能一下子就具有強大的力量呢？在北方，一般說來黨是弱小的，只能依靠鐵路工人，你們在那兒怎麼可能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呢？塔爾海默同志引用了列寧一句話：　不要事先誇耀勝利。這句話很好，正像古代中國聖賢的話一樣，應當學習和好好理解。《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頁。

我們無法想象陳獨秀在受到這樣的教訓時是什麼樣的表情，但他的內心無疑是受到了很大的震動。拉狄克使他看到中國共產黨原來還是在書齋裡研究馬克思列寧的學生，看到了自己為之奮鬥的目標還相當遙遠、難以企及。可想而知，作為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受到了怎樣的打擊。而這一打擊是否成為影響他轉為右傾的原因之一，尚待進一步研究。不過，這一打擊倒在客觀上促進了國共合作的程序，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

歷史的發展似乎要證明共產國際和馬林關於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決定確實是無比正確的。自中共二大之後，黨員人數增多，組織擴大，黨的領導力量得到了加強。但黨的主要工作——工人運動，自“二七”慘案之後，卻一直處於低潮，雖有零星的自發的罷工，但並未形成高潮。這一慘痛的事實說明，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反動統治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還是弱小的，單獨的鬥爭只能遭到殘酷的鎮壓，只有聯合國內一切受壓迫、要革命的力量共同奮鬥，才能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在中國的統治。

在共產國際決議的啟發下，在無情的事實面前，中國共產黨認識到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及其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戰線是當務之急。所以，絕大多數共產黨員，無論他們起初對國共合作抱什麼態度，這時，他們的思想基本上都傾向於擁護國際的決定。就是當初反對最激烈的張國燾，一方面受到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的影響，一方面感到國共合作已是大勢所趨，在這個問題上也發生了認識上的轉變，由原來的激烈反對轉為同意國共合作。

事情的發展往往總是一波三折。中共與馬林雖然在是否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問題上取得了共識，但在全體黨員是否都必須參加國民黨的問題上又產生了分歧。

馬林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全部加入國民黨，以國民黨的名義開展一切工作，包括工人運動。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為時過早，並公開說：　“不能打出共產黨的旗幟，共產黨的旗幟在長時間內不能用於工會宣傳。”

其實，在共產國際內部，關於國共如何合作問題也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維經斯基對馬林在國共合作問題上所持的態度就極為不滿。3月8日，他在寫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主任薩法羅夫的信中，首先對馬林提出並由共產國際決定的中共中央遷往廣州一事表示反對。他寫道：　“我不能想象，中央將如何從廣州領導運動，廣州與上海、漢口和北京沒有鐵路交通，而透過海路到上海大約需要走五天時間。建立書面聯絡也是相當困難的。但這不僅僅是中央在地理位置上脫離華中和華北的工人運動。依我看，離國民黨的中心很近也同樣會對中央產生有害的影響；在廣州可能造成我們黨對孫逸仙黨的過多依賴性，而最令人擔心的是，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透過自己的中央將深深陷入軍閥的派系鬥爭之中，而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國民黨政府由於它給我黨的‘好處’，讓我們在它的地盤上合法存在而要求我們黨給予無條件的支援。”接著，他對馬林要求中國共產黨無條件支援國民黨也發表了不同意見，他說，中國共產黨不能無條件地支援國民黨，因為“迄今為止國民黨還沒有成為全國性的政黨，而繼續在以軍閥派系之一的身份活動。它甚至沒有利用最近的工人罷工、對工人的槍殺和對學生的鎮壓來開展政治宣傳，吸引廣大勞動人民階層、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參加反對北方軍閥（吳佩孚集團）的鬥爭。”《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229頁。

3月9日，維經斯基透過蘇聯駐上海領事維利傑致馬林信中提出：　看來您是想把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