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回憶錄》，（臺）躍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33頁。

連續在李漢俊家開會究竟是由於其他原因呢，還是如陳公博所說是張國燾專門與李漢俊為難，因其他當事人沒有提到此事，後人也就無從判斷了。據《中國共產黨上海史》（192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71頁）載：　馬林來中國的途中，在維也納領取去中國的簽證時被拘捕，後在友人與律師幫助下獲釋。維也納當局對他打算去的國家一律作了通知。所以馬林到上海後，即受到暗探盯梢，遂有搜查一事發生。

李漢俊家引起法租界注意後，為了保證代表大會能夠繼續進行，並保證代表們的安全，李達夫婦建議代表們離開上海，到距上海不遠的浙江嘉興南湖，租一遊船繼續開會。大家都認為這個主意不錯，便動身離開上海前往嘉興。

8月5日這是最後一次會議，也是大會閉幕的日子。目前關於一大閉幕的日期，史學界還在爭論，有8月1日說、8月3日說、8月5日說等。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館所儲存的《駐赤塔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斯穆爾基斯的信》中有這樣的話：　“從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此信寫於1921年10月13日，可信度還是高的。故本文作者贊成8月5日之說。此信登在北京圖書館1997年出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一書的第219頁。，在嘉興南湖的一艘木船上，召開了這次代表大會的最後一次會議。

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起草委員會所起草的實際工作計劃。在討論到對其他黨派的態度問題時，又產生了短時間的爭論。

一種意見認為：　無產階級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應該始終與其他政黨作鬥爭。另一種意見認為：　同其他政黨聯合行動，並不違揹我們黨的原則，我們應當團結所有的人，竭盡全力與共同的敵人作鬥爭，因為我國的軍閥是社會上一切其他階級的敵人。在行動上與其他政黨合作反對共同的敵人，同時又在我們的報紙上批評他們，這並不違揹我們的原則。我們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奪得政權，至少可以加強自己，以利於今後的行動，因為我們的力量會因這個進展而強大起來。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8頁。

經過爭論，大會決定採納第一種意見。

會議最後形成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共六條，其中有三條是關於工人運動的，足見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對工人運動的重視程度。決議確定黨在當前的中心任務是加強對工人運動的領導，成立產業工會，開辦工人學校，並且成立研究工人運動的機構。在宣傳工作上，決議規定一切出版物均應在黨的領導下出版，不得刊登違背黨的原則、政策和決議的文章。在對其他黨派的態度上，決議規定：　“對現有其他政黨，應採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在政治鬥爭中，在反對軍閥主義和官僚制度的鬥爭中，在爭取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的鬥爭中，我們應始終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上，只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係。”③《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8、559頁。

大會決定中央領導機關稱為“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李達負責宣傳工作。

8月5日傍晚，低沉而有力的口號聲在暮色蒼茫的南湖水面上響起：

“共產黨萬歲！”

“第三國際萬歲！”

“共產主義——人類的解放者萬歲！”③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閉幕。

這次大會在宣告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同時，還有以下幾方面的功績：

第一，認清了黨所肩負的歷史重任。代表們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雖然在對待南方政府和孫中山問題上有分歧，但從封建軍閥的黑暗統治下，看到了廣大人民要求解放的強烈願望，認識到領導工人階級向軍閥政府的統治作鬥爭是共產黨人的歷史重任。

第二，明確了黨的性質和最終奮鬥目標。大會將黨的名稱定為“中國共產黨”，並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以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為基本原則。黨的最終奮鬥目標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

第三，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原則。會議確定黨的領導原則是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