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制。同時指出黨必須有嚴格的組織紀律，發展黨員要慎重，嚴格履行入黨手續，對於地方組織的設立以及地方組織與中央的關係也作了規定。

第四，交流了各地黨組織的活動情況。各地代表彙報了工作，促進了互相瞭解和學習，為會後密切彼此間的聯絡和順利開展工作創造了條件。

第五，制定了以開展工人運動為中心的工作計劃。代表們經過熱烈討論，駁斥了黨只能限於研究和宣傳階段的主張，認為黨必須立即開展實際工作，首先是發動和組織工人。會議決定成立全國性的工會領導機構，負責指導全國的工人運動。

第六，選舉了黨的中央機構。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已不再是分散於各地的、各自為政的地方性組織，而成為統一行動的全國性的政黨。在統一的中央局領導下，黨必然會在各方面得到發展。

當然，一大也有不足之處，尤其是理論準備不足。反映在黨綱上，表現在還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例如，黨綱規定黨的任務是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以社會主義革命為主要目標，卻沒有規定目前的鬥爭任務和方法，這顯然是對中國社會性質、社會主要矛盾以及由此規定的革命的性質、物件、動力等問題還沒有形成正確的認識，希望單獨依靠人數較少的工人階級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另外，在強調組織紀律時，忽視了黨內民主。黨綱中除最後一條規定在修改黨綱時需“經三分之二全國代表大會同意”還帶有民主性質外，其他各條均未涉及黨內民主問題。

我們能苛求於出席會議的13位代表嗎？

當然不能。

我們應該感到十分欣慰。這是因為：　畢竟中國發生了開天闢地的大事變；畢竟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在漫漫長夜中看到了一線曙光。

當我們撇開會議的倉促、綱領和決議的幼稚不談，而從深層意義上來看待一大時，我們會發現參加會議的十幾名代表給我們留下的，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這個名稱和後來發現的兩個檔案，最重要的是為中國產生了一個統一的政黨，一個在中國歷史上惟一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從此，中國的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中國的命運和1921年誕生的這個政黨緊緊地聯絡在了一起。

八　嶄露頭角

1921年8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剛剛閉幕不久，中國共產黨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機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就在上海正式成立了。關於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的確切日期，張國燾在回憶中沒有提到。這裡是根據斯穆爾基斯1921年10月13日的信件所載：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是在今年8月11日建立的，並在8月16日對中國工人發表了關於自己的組織、目的等的特別宣言”此信見中國革命博物館編：　《黨史研究資料》，1981年第7期。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這一名稱，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起的。

一大閉幕後，馬林仍留在上海負責協助新生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機構的工作。他對中共一大確定以工人運動為中心工作這一點十分滿意。張國燾負責中央局的組織工作，主要任務就是抓黨的中心工作——工人運動。

據張國燾回憶，他在為即將產生的指導全國工運的機構起名時，徵求了馬林的意見。馬林經過認真考慮之後，提議叫“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他的理由是，這個名稱適合於一般共產主義者從事工會組織工作的稱號。

這個說起來繞口的名稱，源於英文trade　union　secretariat。trade　union意為“工會”，早先日本人譯作“勞動組合”，馬林曾在日本做過工運工作，因而採用了這個詞；secretariat意為“書記處”。張國燾懂英文，故而採納了馬林的建議。這樣，“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就成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公開指導全國工人運動的機構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151頁。另據司馬璐說：　“‘勞動組合’按其原意也可以徑稱為‘工會’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這個名稱，在文字上十分日本化，可能出自一位中國留日學生的意見。一九二○年十二月起，李漢俊就繼陳獨秀代理中共臨時中央書記職務，‘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成立正是這以後的時間。李漢俊是留日學生”，“所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這個名稱，可能出自李漢俊的意見。”（轉引自姜沛南、陳衛民：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始末考》，《黨史資料叢刊》1980年第3期）而我們認為，張國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