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任何改善，而進入國會，就會使人民有可能認為，利用國會，只有利用國會，我們才能改善自己的狀況和發展社會革命事業。張國燾是持這種觀點的人之一。

另一方堅持主張，我們應當把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結合起來，如果我們不相信在24小時內可以把國家消滅掉，或者說，如果我們不相信總罷工會被資本家鎮壓下去，那麼，政治活動就是必要的。起義的機會不會常有，只是在極少數時候才會到來，但在和平時期，我們就應做好起義的準備。我們應該改善工人的狀況，應該開闊他們的眼界，應該引導他們參加革命鬥爭和爭取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的鬥爭，因為公開宣傳我們的理論，是取得成就的必要的條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壓迫黨派在國會中的聯合行動，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們要向人民指出：　想在舊制度範圍內建立新社會的企圖是無益的，即使我們試圖這樣做也是徒勞的。工人階級必須自己解放自己，因為不能強迫他們進行革命。否則，他們就會對國會抱有錯誤的看法，採取和平時期的方式，而不採取急進的手段。《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217頁。

據包惠僧回憶：　“我們當時發言很自由，但是發言的人並不多。對有爭論的問題主席作結論時總是說：　大家發言都記錄下來，有爭論的問題，等下次開會時馬林來了再作結論。”《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頁。

現在從公佈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來看，關於黨員是否做官這個問題，代表大會最後的結論是：　“黨員除非迫於法律，不經黨的特許，不得擔任政府官員或國會議員。士兵、警察和職員不受此限。”　這個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時得到了徹底解決。在會議透過的《關於議會行動的決案》中這樣寫道：　“中國共產黨為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及貧苦農人群眾的利益而奮鬥的先鋒軍，所以應當跑入這類時常被封建的武人勢力所脅迫破壞的議會中去，高聲告發代謝不窮的由國際帝國主義所收買所扶植的武人政治的罪惡，釀成民主革命到最高的潮流，以期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同時又在各級議會中，辯護無產階級和貧苦農人經濟生活的利益，以反抗本國幼稚的資產階級對於勞動者一切的壓迫。”見《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頁。

經過三天的激烈爭論，《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最後確定。這個綱領共15條。綱領規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

（一）　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支援工人階級，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除為止；

（二）　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

（三）　廢除資本傢俬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

（四）　聯合第三國際。

黨綱還規定：　黨採取蘇維埃的形式，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宣傳共產主義，承認社會革命為黨的首要政策；堅決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斷絕一切聯絡。

黨綱規定了各級組織的機構和制度；規定了入黨的條件，強調入黨者要接受黨的綱領和政策；並對黨的紀律作了嚴格規定，要求黨員保守黨的秘密。黨綱體現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7月30日，當大會正在李漢俊家進行時，遭到法租界偵探的干擾。馬林有秘密工作的經驗，要大家立即分散離開。一刻鐘後，法租界巡捕房即派九人來搜查。足足折騰了兩個小時，最後一無所獲，只得怏怏離去。

為什麼會發生此事呢？據陳公博回憶，這是由於張國燾有意與李漢俊為難的結果。他說：　“開會地點問題，當日（即代表大會開幕的當天）原議每日開會均須更換地點，以免引起注意，但一連四日的會議都在李漢俊的貝勒路陳公博回憶的地點有誤。家內開會，我覺得有些詫異，有一次恰恰早上張國燾來找我，我問他為什麼與原議不符，他說李漢俊是有點問題的，他主張的不是列寧理論，而是柯茨理論，他是黃色的，而不是紅色的，我們在他家開會，他似乎有些恐慌，我們偏要在他那裡開會。我聽了這句話，默然不答，心想：　呵！原來如此！我以為同志間應當相見以誠、相規以義才對，國燾這樣做法，簡直是和漢俊為難，連同志的安全都不顧。”《陳公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