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佈了《全國鐵路總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和《全國鐵路總工會追悼“二七”殉難烈士詞》。後一篇文章分析了引起海員新鬥爭的原因是船東和港英殖民政府有意破壞1922年與海員所簽署的三項條件，致使工人利益遭受極大損失。張國燾認為，船東和港英政府不得不簽訂條約是因為他們屈服於海員們的偉大奮鬥力之下，他們敢於破壞條約是因為海員們團結鬆懈，給了他們可乘之機。因此，要使他們履行條約，須首先將全體海員，無分廣東籍、寧波籍，團結如鐵桶一般堅固；因為堅固的團體是迫著敵人履行條約的惟一工具。

在張國燾領導的職工運動委員會中，有一批出類拔萃的人物：　在安源罷工中譽滿湖南的李立三、劉少奇；北方工運指導者及前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鄧中夏；武漢工運的負責人項英、林育南；浦口鐵路工會領袖王荷波及享譽上海的工運領導人、剛出獄不久的李啟漢等。正是在這些人的領導下，工人運動的第二次高潮迅速到來。

5月1日，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和廣東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同時在廣州開幕，整個廣州城處於湧動和沸騰之中，國共合作的局面也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這是中國職工運動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盛會。張國燾出席了會議。到會代表281人，代表工會166個，代表有組織的工人54萬。大會透過的決議案共30多個，其中以工農聯合決議案、剷除工賊決議案、組織全國總工會決議案和加入赤色職工國際決議案最受重視。

會議對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有了明確認識。在《政治鬥爭決議案》中指出：　“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非得工業的無產階級參加並取得領導地位，提攜著廣大的農民群眾進行，是不能成功的。”在《工農聯合決議案》中，正確闡明瞭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工人階級要推翻現存制度，必須結合反對現存制度的一切革命勢力，因此他應該努力找尋他的同盟者。這種同盟者的第一個，就是農民。無產階級倘若不聯合農民，革命便難成功”。“農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與工人聯絡，才有可能”。大會對工人組織的紀律和教育等問題也作了相應的規定。

會議決定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選出執行委員25人。決定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幹事局，駐地廣州。由林偉民任委員長，劉少奇任副委員長，李啟漢任組織部長，鄧中夏任宣傳部長、黨團書記及秘書長，孫雲鵬任經濟部長。

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指導下取得了很大成就，進一步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開展，為第二次工人運動高潮的掀起做好了準備。5月8日，會議勝利閉幕。張國燾因需指導中共廣東區委的工作，暫時留在了廣州。

5月，張國燾在《中國工人》第5期發表了《“五一”運動與中國工人》一文。文章指出：　五一運動是爭八小時工作制的示威日，中國工人不僅要爭八小時工作制，而且要爭自由。因為只有爭得自由，才能爭得經濟利益，所以自由是全國工人的第二生命。他提出爭八小時工作制和工人自由權是中國工人目前最需要的解放，而奮鬥是爭得八小時工作制和工人自由權的惟一方法，奮鬥也是打倒帝國主義軍閥、中外資產階級和解放工人階級的惟一方法。

在這篇文章裡，張國燾將在《職工運動復興及其應取之方針》一文中提出的“爭自由運動”進一步闡釋為爭取“組織工會的自由！集會結社的自由！言論出版的自由！同盟罷工的自由”。如果說爭取八小時工作制是號召工人為爭取經濟利益而鬥爭，那麼爭取自由權則是號召工人為爭取政治利益而鬥爭。將工人運動由經濟鬥爭引向政治鬥爭，把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相結合，這就是張國燾領導的職工運動委員會的策略。這是一個正確的策略，對於促使工人運動進到一個更高的階段有著重要意義。

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之後不久，就爆發了“五卅”反帝愛國運動。這一運動是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大規模進行政治鬥爭的標誌。

5月14日，上海日商內外棉紗廠的工人為抗議日本資本家無理開除中國工人舉行大罷工。15日，日本資本家開槍打死工人顧正紅，打傷工人10多名。5月16日，上海日本紗廠2萬多工人舉行同盟罷工，35個社團召開聯席會議，組織了“日本殘殺同胞雪恥會”，號召上海各界民眾支援工人罷工。

顧正紅慘案發生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以及職工運動委員會的領導人陳獨秀、蔡和森、李立三、惲代英等決定統一領導這次鬥爭。5月24日，中共中央透過上海工會組織召開了有1萬多人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