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會議決所需進行的重要方針十項：　（1）恢復所有曾經組織之工會；（2）整頓現有工會，建立堅固的組織基礎；（3）力謀工會之統一；（4）確立經濟基礎；（5）救濟失業及死傷；（6）要求以前罷工爭得之條件實行；（7）爭工人切身的經濟利益；（8）爭集會言論罷工之自由；（9）贊助國民革命，並參加國民會議；（10）訓練並教育工友群眾。

與此同時，還舉行了京漢全路代表大會。到會共16人，代表12個分會。會議決定恢復被反動軍閥封閉的京漢鐵路總工會及各分會。有關會議情況見張特立：　《全國鐵路總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始末》，《中國工人》第4期，1925年4月。

張國燾出席了這兩次會議，並具體指導會議的進行。會後，他正式辭去京漢鐵路總工會幹事一職，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指導全國工運。

中共四大之後，工人運動有了更迅速的發展。僅從鐵路工會方面來說，繼京漢鐵路總工會恢復之後，京奉路總工會、京綏路總工會、膠濟路總工會等各路工會也逐步恢復。粵漢鐵路總工會和廣三、廣九鐵路總工會相繼宣告成立。為了加強對廣東鐵路工人的領導，還成立了鐵總廣東辦事處。

作為指導全國工人運動的中共中央工農部主任和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張國燾為了推動工人運動的進一步發展，於1925年4月在《中國工人》第4期發表了《職工運動復興及其應取之方針》一文。他在文中指出：

自“二七”慘案之後，中國職工運動經過了一個“降落”期，最近又呈“復興”之勢。職工運動復興的原因有二：　“一、工友們得著許多歷史上教訓，和不可忍耐的痛苦，知道非復興工會不可。這就是復興職工運動之根本的偉大要求，也就是職工運動復興的主要原因。二、直系勢力傾覆，各派軍閥衝突劇烈，外國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發生變化，國民革命運動勃興，給予職工運動復興的種種機會和影響。這是職工運動復興的次要原因。”職工運動的復興必然引起封建軍閥的鎮壓，於是，他提醒說，“現在段張專政的北方局面，與曹吳時代沒有兩樣，他們對於工人必仍舊採取強暴手段，這是毫無疑義的”。因此，要“認清工人的鬥爭始終是為本階級的，工人的利益要靠自己奮鬥得來。我們只能利用軍閥官僚彼此間的衝突，發展自己的勢力，決不可發生什麼幻想”，他指出目前職工運動的主要方針是“爭自由”運動。“這個運動有兩個目的：　一、由這個運動發展職工運動的勢力因而統一職工運動，以至於由運動而能實際保衛職工運動不受摧殘。二、獲得法律上的合法自由，並取消剝奪工人自由的罰工刑律和治安警察法。”

張國燾在文中提出兩個很值得研究的觀點：

第一，國民革命運動和職工運動可以互相促進。他認為，國民革命運動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因此，國民革命運動和勞動運動所攻擊的物件是一個共同的敵人；國民運動所奮鬥的目標——自由和獨立，就是勞動運動所要求的初步解放。在此國民革命運動發展的新現象中，職工運動如何去加厚國民革命運動勢力，如何使國民革命運動助工人階級爭取目前利益和自由，這也是職工運動中一個新的問題。這表明，張國燾對於國民革命的認識有了提高，改變了排斥的態度。

第二，工人運動亦可採取靈活的鬥爭方法。在堅持“不妥協”鬥爭的條件下，可以採取“軟的方法”，尤其在工人運動的低潮時期。他說，“二七”之後，有些工會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他們在退守時期中，能用種種外交的方法和別種巧的方法，對抗敵人，爭得一些經濟利益並保持工會的安全。因為敵人是奸滑險毒的，他們用種種方法對付工人，當然工人也要用種種有效的方法對付他們。但是不可忘了階級爭鬥，是不可調和的爭鬥，真實的勝利，只有硬的方法——不妥協的爭鬥——才能得到的。這種把兩種鬥爭方式結合運用的思想，在中國職工運動中還是首次正式提出並作為職工運動的指導思想。

利用敵人，採取軟的方法，這種鬥爭方式並不是張國燾的發明，還在“二七”慘案之前，北京黨組織就曾利用吳佩孚“保護勞工”的口號，發展了京漢鐵路工會運動。但張國燾將它上升到了理論高度，並且提出在適當應用“軟”的方法時，不要忘記“硬”的方法才是根本解決問題的手段。這種指導思想在職工運動的發展階段無疑是正確的。

同一期上，張國燾還發表了《全國鐵路第二次代表大會始末》和《海員的新鬥爭》兩篇文章。前一篇文章詳細介紹了全國鐵路總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