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財力和裝備方面給予大力支援才好。”

但鮑羅廷卻說：　“目前應以北伐軍的軍事行動為主體，工農群眾組織應作為輔助力量支援軍事行動。目前不宜大張旗鼓地發展自己獨立的軍事力量，因為那會招致國民黨將領的疑慮，對統一戰線發生不利影響，不利於北伐戰爭。我們共產黨員可以國民黨員身份在軍隊中發揮作用。現在國民革命軍中已建立了黨代表制度，我們的同志可以國民黨員的身份擔任各級的黨代表，在軍隊和黃埔軍校中展開工作，只要我們把政治工作做好，便可控制軍隊。”

與會的大多數人認為鮑羅廷對黨代表在國民革命軍中的作用估計過高了，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反覆爭論。

會議從晚上8時一直開到次日凌晨2時才告結束。張國燾、彭健華和另外一個人只得席地而臥，在地板上睡了幾個鐘頭，天亮後才各自離去。彭健華：　《一九二四年冬鮑羅廷在北京召集的一次會議》，《黨史資料叢刊》1983年第4輯。

這一時期，正值孫中山抱病北京。在京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在孫中山指示下組成中國國民黨中央臨時政治會議，張國燾作為候補委員，也經常參加臨時會議。在這些會議上，張國燾覺得自己的處境很尷尬。他後來回憶說：

李大釗先生和我是參加會議僅有的兩個共產黨員，只好採取謹慎的態度。中共立場一直是堅決支援孫先生的主張，反對對段讓步，尤不願因孫病重使國共關係轉趨惡化。我們按時到會，嚴肅地坐在那裡，很少發言，不主動提案，只是支援一些與我們主張相符的主張。我們覺得如採取積極的態度，萬一引起爭端，可能被視為是乘孫先生病危，挑動國共間的紛爭。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376頁。

孫中山逝世後，聚集在北京的國民黨要人和中共領導人以及鮑羅廷等皆紛紛離去，張國燾也終於擺脫了尷尬的境遇。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這次大會的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李維漢等20人，張國燾也參加了會議。

四大在中共歷史上是一次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會議。大會正確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地位，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指出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闡明瞭工農聯盟的重要意義。大會總結了一年來國共合作的經驗教訓，指出無產階級在民族運動中既要反對“左”的傾向，也要反對右的傾向，特別指出右的傾向是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大會決定，共產黨人要在國民黨內和黨外堅持徹底的民主革命綱領，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思想上、組織上和民眾宣傳上擴大左派，爭取中派，反對右派，既幫助國民黨在實際運動和組織上發展，又加緊同國民黨內的妥協傾向作鬥爭。

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張國燾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月22日，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決定由陳獨秀、張國燾、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組成中央局，具體分工是：　陳獨秀任中央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為委員。

同時，中央還決定組成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由張國燾兼任書記，李立三、劉少奇為副書記，鄧中夏為秘書長，委員有：　項英、王荷波、林育南、李啟漢、張昆弟、劉華等。

這樣，自中共三大以來沉寂了一年多的張國燾，又一次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並繼續指導全國工人運動。

2月7日至10日，全國鐵路總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鄭州舉行。到會代表45人，代表12條鐵路的工會組織。這次大會除滬寧、滬杭尚無工會組織派代表參加會議外，北起黑龍江、南至廣州的所有主要鐵路都有代表參加。這說明，全國鐵路總工會成立一年來，儘管遭到了反動政府和軍閥的破壞，但鐵路工人運動仍有不小的起色。

在短短的四天時間內，代表們完成了18項會議議程。其中主要有：　（1）“二七”紀念會與預備會；（2）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報告；（3）各路代表報告；（4）工人階級與現狀報告；（5）進行方針報告；（6）太平洋交通工人會議報告；（7）組織、宣傳教育、合作社、救濟失業及死傷問題；（8）審查撫卹款項報告；（9）各路代表提案；（10）討論並透過各種議案等。

在大會所透過的決議案中，充分認識到鐵路工人在國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指出“鐵路工人是集中的產業軍之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