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並進行不斷摧毀敵人實力的工作，在此過程中才能形成強固的群眾的布林什維克黨，正確地肅清黨內一切不良傾向。只有這樣，黨才能應付快要到來的革命高潮和實現在此高潮中組織群眾的武裝暴動、推翻現政權、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任務。

他在發言中，有時不是客觀地分析以前黨所犯的錯誤，而是夾雜著個人洩私憤的情緒，尤其是對瞿秋白多所指責。如，當他談到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時說：　“自當初到現在，大家都認為是正確的政策，並沒有什麼疑問的。但是，在最初大家對於這種政策的觀念，都是模糊的，有許多不自覺的‘左’傾或右傾的傾向。現在秋白同志分析起來，說當時有兩種不正確的觀念，‘左’傾和右傾，好像機會主義推進的兩個輪子，都是機會主義的根源。大家同志或許不太明瞭秋白同志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說：　當時張國燾同志是代表‘左’傾的觀念，陳獨秀同志是代表右傾的觀念，這都是機會主義。可是秋白同志自己呢？他當時和獨秀同志的見解完全一致，假使秋白同志要說別人腦袋裡有一個機會主義的輪子，那末，他自己腦袋裡面，就有好幾個這樣的輪子。”

同時，張國燾在發言中也試圖澄清一些與他自己有關的歷史事實。例如，他針對中央政治局1927年11月擴大會議給他的處分中說他“到九江南昌後不執行中央命令，反懷疑暴動主張，甚至反對暴動”和他“假傳聖旨”一事說：　在武漢討論南昌暴動時，曾有加倫、羅明納茲、恩來和我到會。討論時我曾提出了湖南的意見。加倫說：　還是到廣東東江好，有兩個理由：　1。東江方面軍事空虛；2。那裡農民頗有勢力。當時我就說：　若說到農民勢力，湖南農民勢力並不差，而且尚未冷卻，往廣東如何與兩湖秋收暴動相聯絡呢？所以後來中央說：　南昌暴動是兩湖秋收暴動的一部分。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至於南昌暴動如何發動、用什麼政綱、政權組織的形式如何，是沒有討論的，更沒有決議。在我去南昌那一天，我們曾開過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羅明納茲說：　共產國際來了一個電報，內容是說，南昌暴動若無勝利的希望，則不如叫我們同志退出軍隊，送他們到農村中去。加倫報告說：　他早上會見張發奎，張發奎已經同意他的軍事計劃，就是他的軍隊不再東進，停留在南潯路一帶，逐漸向廣東進發。因此，加倫主張我們同張發奎一同到廣州，到廣州後再行與張發奎分化。同張發奎到廣州有二利：　1。軍力較大，可以擊破敵人軍隊，實際到達廣州；　2。經過兩個月的工作再在廣州分化，我們可以多分他張發奎一部分軍隊。因此，他的結論是，到廣州後再和張發奎分化。他們兩人說完話後，大家都沒有發言，羅明納茲也沒有表示不贊成加倫的意見，他要我到南昌去送信。我當時不肯去，後來秋白、維漢說這件事關係重要，還是你去一趟吧，我就是奉這個使命去南昌的

當時張國燾的意見是：　將南昌暴動與兩湖秋收暴動聯絡起來，就是決定南昌起義後發兵湖南；或者把南昌暴動推遲，等與張發奎共同到廣州後再舉行。至於後一種意見是否可行，張國燾認為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後來的事實證明，在南昌暴動後，張發奎並未對教導團採取清洗措施，使其一直儲存到廣州，併成為廣州暴動中的支柱。

張國燾發言的過程中，有人問他去南昌的任務是否是傳達送信，張國燾斷然回答說：　“我去南昌當然不是專去送信，是去參加討論是否在南昌暴動的，豈有中央委員專去送信的道理。”

會議期間，張國燾與瞿秋白多次發生爭論。

張國燾參加了政治、蘇維埃運動、宣傳、青年、軍事、農民土地、南昌暴動等七個委員會，就一系列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不放過每一個可以指責瞿秋白的機會。瞿秋白也不甘示弱，對張國燾的錯誤進行了批評。兩人的爭論有時竟達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他們兩人的爭論影響了其他代表的情緒，以致大家在一些問題上不能冷靜地接受別人的意見。周恩來後來曾這樣描述說：　“在‘六大’會議上是有‘山頭’傾向的，不能完全平心靜氣地討論問題，特別是與自己有關的問題，把反對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看成人身攻擊。那時機會主義的代表是張國燾，盲動主義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兩人爭論不休。”《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頁。

為了使張國燾與瞿秋白都能冷靜地對待對方的意見，布哈林在大會作報告時不得不威脅說：　“就是你們在中共六大上批評過張國燾的

布哈林這兩個大知識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幹部提拔起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