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你們。”

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也出面進行調解。他對張國燾說，共產國際希望他與瞿秋白能化除成見，互相合作。張國燾則表示：　只要瞿秋白能糾正錯誤，合作當無問題。米夫問：　這種合作是否帶有勉強的性質？張國燾便指著桌上的一個瓷茶杯說：　“就像這個茶杯，被打成幾片，雖然可以補起來，究竟不如沒有補的那麼自然，也希望以後再不會有人將它打碎。”米夫說：　“共產黨的組織，究竟不好比作一個茶杯，因為它是有機的東西，共產國際自信有力量領導中國同志，改正錯誤，並使他們團結合作，只要你答應，我就可以向共產國際報告我們中間已獲得諒解。”張國燾認為米夫的話含有強制的意味，因而他表示尊重共產國際的裁處。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2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381頁。

張國燾在這次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並在隨後召開的六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共六大對共產國際及其派駐中國代表的批評引起了共產國際的重視，經過認真考慮，共產國際決定改變同中國共產黨的聯絡方法，不再向中國派代表（事實上後來還是派了），而改由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設立常駐代表團，透過中共代表團指導中國革命。於是，中共中央決定組成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代表團人選問題上，布哈林特意提出瞿秋白、張國燾應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中共中央經討論後，同意布哈林的提議。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由五人組成：　瞿秋白、張國燾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鄧中夏、餘飛為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王若飛為中國農會駐農民國際代表。1928年底，陸定一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駐青年共產國際代表。1929年，蔡和森到莫斯科後，也參加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

將中共六大上爭論最激烈的兩個人留在莫斯科，不知是為了讓他們透過中共代表團的工作逐漸融洽彼此的關係，還是為了讓兩個都犯有錯誤的中共領導人在莫斯科接受教育。不管怎麼說，將張國燾、瞿秋白兩個新當選的政治局委員都留在莫斯科，決不是偶然的巧合。

三　莫斯科風雨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剛剛閉幕，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即於7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召開。中國共產黨派出瞿秋白、周恩來、王若飛、張國燾、蘇兆徵、鄧中夏等31名代表參加了大會。瞿秋白、蘇兆徵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瞿秋白、張國燾、蘇兆徵還參加了綱領起草委員會。

布哈林代表共產國際執委會連續兩次向大會作了工作報告，在第45次會議上透過了他的報告提綱《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的任務》。在報告中，他提出了共產國際的指導理論——第三時期理論。第三時期理論的核心內容是：　自戰後至1923年作為第一時期，是資本主義經濟發生尖銳危機和無產階級革命直接發動的時期；1924年至1927年作為第二時期，是資本主義經濟相對穩定的時期；1928年進入第三時期，在這個時期，各種國際矛盾加劇，必然透過資本主義穩定中的各種矛盾不斷發展，導致資本主義穩定的進一步瓦解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急劇尖銳化。世界資本主義很快就要全線崩潰，世界革命即將取得最後勝利。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左”傾理論，而張國燾在發言中卻表示：　“我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在提綱中提出的基本路線。”他雖然承認農民群眾是革命運動的主要力量之一、土地革命依然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主要內容，但由於受“城市中心論”和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的影響，他斷言辛亥革命以後，城市開始在革命運動中起決定性作用，中國革命新高潮已經在望；並認為在國民黨統治下爭取合法鬥爭是右的錯誤。《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89—394頁。

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結束時，中國共產黨代表蘇兆徵、瞿秋白、向忠發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周恩來、張國燾當選為候補執行委員。而後，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瞿秋白當選為共產國際主席團委員，張國燾為候補委員。

接連召開的兩個大會結束後，張國燾等人正式開始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

在莫斯科市內的特維爾斯卡亞大街上，有一個名叫柳克斯的旅館，這是專供共產國際機關的外國工作人員居住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就住在這裡。他們除了處理中共代表團的日常工作外，還經常參加共產國際的各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