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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南昌起義失敗後，張國燾在上海呆了八個月，也憋悶了八個月。他不僅對共產國際及其代表在指導中國革命過程中的一些做法不滿，而且對“八七”會議後中央的大政方針，尤其是中央領導人瞿秋白也是滿腹牢騷。這次終於有一個公開發洩自己不滿的場合，而且還有共產國際的領導人親自出席，他便決心趁機把自己長期以來的悶氣一吐為快。這樣，在“政治談話會”上，他的發言竟佔去了近三個小時的時間。

由於有人稱張國燾為“反共產國際的代表”，所以，張國燾在發言時首先申明：　中國黨自產生以來對於國際不僅是極端信仰，並且有些迷信。對於國際代表所傳達國際命令是信仰的，即對國際代表個人也極其尊重。國際代表享受最大的許可權，中國黨與國際間的一切都不是直接的，都要經過國際代表。他們成了一個“中間人”，或者說許可權太大了。當羅明納茲到漢口時，拿一個國際的訓令給我們看，這訓令中說：　國際曾電令中國黨須依照國際屢次訓令進行，否則國際便要公開批評中國黨了。我當時即說：　並沒有見到這些電令和訓令，當時羅明納茲沒有注意這一事實，也沒有注意所以發生這事實的真相，中國黨對於國際的報告很少，而國際的指示也是很少的，這兩點造成了實際的困難，但是也沒有減損中國同志對國際的信仰，這些是我預先要宣告的。很顯然，張國燾的言外之意是說，中國共產黨所犯的錯誤，共產國際代表也應承擔責任；同時也表明他張國燾絕非“反共產國際的代表”。

接下來，張國燾就布哈林提出的三個問題一一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不過，他發言的側重點還是在過去的教訓上。他說：　中國共產黨是由激進的知識分子發起的，帶著很多的無政府主義的浪漫色彩，由於理論上的不成熟和黨員人數很少，在是否加入國民黨問題上就產生了分歧。加入國民黨後，在是否把國民黨的工作當做主要工作的問題上又產生了分歧。這種分歧反映在中共中央的許多重大方針、政策上，而這些分歧都與國際代表有直接關係。張國燾回顧了黨在一些問題上的具體分歧，言談中無不指責馬林和羅明納茲。在談到黨內在大革命失敗後出現的盲動主義錯誤時，張國燾指斥了中共臨時中央和羅明納茲，說他們因為對革命形勢作出了錯誤估計，只是一味地發動暴動，完全脫離了中國的現實和群眾。

張國燾對自己的發言極為滿意，他後來回憶說：　“我這篇演說，雖沒有預先擬好底稿，確是理直氣壯一氣呵成的。所有到會者，無論贊成與否，都認為是一篇中共反對派的代表作。布哈林最後也曾表示所獲甚豐，認為再無徵求反對意見的必要了。有一位曾在中國工作過的俄國同志，看了我這次演說的記錄，向我表示：　這是一篇奇佳的演說，刻畫出中共的真相”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2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378頁。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舊式莊園裡召開。

6月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題目是：　《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用時達九小時。在報告的結尾，瞿秋白說：　“關於過去的事，或者國燾是對的，秋白對的，獨秀對的，這些問題討論起來是有意義的，但不能同我們目前任務相比。”

張國燾早就對瞿秋白的報告一肚子意見，此時再也按捺不住地說：　“你一個人講了九個鐘頭，七七八八講了一大批。”

瞿秋白卻耐心地說：　“我們應指出不對的，指出少數主義、改良主義的傾向，大家來糾正，至於辨別個人是非，並不是不需要，希望組織委員會來解決，將來向大會報告即可。這是議事日程上已決定的問題。”

從6月21日起，代表們開始分組討論布哈林和瞿秋白的報告。張國燾在討論中作了長篇發言，就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性質、階段及其前途，過去的教訓，“八七”會議後對時局的估量和黨的政策，對於革命形勢的估量和黨的任務與中心工作等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對革命形勢的分析上，張國燾認為，中國革命發展是不平衡的，一方面各省革命的發展互有差別，另一方面各省工農革命勢力互有差別。他還認為，對於革命形勢的估量不能與革命情緒混為一談，目前沒有廣大革命群眾運動的高漲形勢。

在談到黨的任務時，他指出：　目前工作的重心是不放過每一個領導群眾爭鬥或動員群眾的機會，以組織廣大的工農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