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之義士出，以謂人民之不寧，由於君權之無限，然後自由之義乃昌。人民所以保其自由者，不出二法：一曰限定宰治之權，與君主約，而得其承諾，此後君主若背棄之，則為違約失職，人民出其力以相抵抗，不得目為叛逆是也；二日人民得各出己意，表之於言論，著之於律令，以保障全體之利益是也。此第一法，歐洲各國久已行之；第二法，則近今始發達，亦漸有披靡全地之勢矣。

或者曰：在昔專制政行，君主知有已不知有民，則限制其權，誠非得已。今者民政漸昌，一國之元首，（元首者，兼君主國之君主、民主國之大統領而言。）殆皆由人民公選而推戴之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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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２梁啟超文集

使之慾民所欲而利民所利，暴虐之事，當可不起。然則雖不為限制亦可乎？曰：是不然，雖民政之國，苟其政許可權不定，則人民終不得自由。何也？民政之國，雖雲人皆自治而非治於人，其實決不然。一國之中，非能人人皆有行政權，必有治者與被治者之分。其所施政令，雖雲從民所欲，然所謂民欲者，非能全國人之所同欲也，實則其多數者之所欲而已。

（按：民政國必有政黨，其黨能在議院佔多數者，即握政府之權，故政治者，實從國民多數之所欲也。往昔政學家謂政治當以求國民全體之幸福為正鵠，至碩儒邊沁，始改稱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為正鵠，蓋其事勢之究者，僅能如是也。）苟無限制，則多數之一半，必壓抑少數之一半，彼少數勢弱之人民，行將失其自由，而此多數之專制，比於君主之專制，其害時有更甚者。

故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無論何種政體之國，皆不可不明辨者也。

由此觀之，雖在民權極盛之國，而許可權之不容已，猶且若是，況於民治未開者耶？記不云乎：“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也？”故文明之國家，無一人可以肆焉者，民也如是，君也如是，少數也如是，多數也如是。

何也？人各有權，權各有限也。許可權雲者，所以限人不使濫用其自由也。

濫用其自由，必侵人自由，是謂野蠻之自由；無一人能濫用其自由，則人人皆得全其自由，是謂文明之自由。

非得文明之自由，則國家未有能成立者也。

中國先哲言仁政，泰西近儒倡自由，此兩者其形質同而精神迥異，其精神異而正鵠仍同。何也？仁政必言保民，必言牧民。牧之保之雲者，其權無限也，故言仁政者，只能論其當如是，而無術以使之必如是。雖以孔孟之至聖大賢，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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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３６２

音瘏口以道之，而不能禁二千年來暴君賊臣之繼出踵起，魚肉我民，何也？

治人者有權，而治於人者無權，其施仁也，常有鞭長莫及、有名無實之憂，且不移時而熄焉；其行暴也，則窮兇極惡，無從限制，流毒及全國，亙百年而未有艾也。聖君賢相，既已千載不一遇，故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若夫貴自由定許可權者，一國之事，其責任不專在一二人，分功而事易舉，其有善政，莫不遍及，欲行暴者，隨時隨事，皆有所牽制，非惟不敢，抑亦不能，以故一治而不復亂也。是故言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者，謂政府與人民立於平等之地位，相約而定其界也，非謂政府畀民以權也。

（凡人必自有此物，然後可以畀人，民權者非政府所自有也，何從畀之？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亦以天下非天子所能有故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政府若能畀民權，則亦能奪民權，吾所謂形質同而精神迥異者此也。然則吾先聖昔賢所垂訓，竟不及泰西之唾餘乎？是又不然，彼其時不同也。

吾固言政府之許可權，因其人民文野之程度以為比例差。

當二千年前，正人群進化第一期，如扶床之童，事事皆須借父兄之顧復，故孔孟以仁政為獨一無二之大義，彼其時政府所應有之權，與其所應盡之責任，固當如是也。政治之正鵠，在公益而已。

今以自由為公益之本，昔以仁政為公益之門，所謂精神異而正鵠仍同者此也。但我輩既生於今日，經二千年之涵濡進步，儼然棄童心而為成人，脫蠻俗以進文界矣，豈可不求自養自治之道，而猶學呱呱小兒，仰哺於保姆耶？抑有政府之權者，又豈可終以我民為弄兒也？許可權乎？建國之本，太平之原，舍是曷由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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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２梁啟超文集

政治學學理摭言

（１９０２年９月２日、１０月１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