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證建立民族國家的重要性。他認為，中國現在不能有真正的革命，得先經過一段新的專制，把國家建成統一的民族國家。胡適接連發表了《建國與專制》和《再論建國與專制》兩篇文章進行反駁，主張民主憲政。蔣廷黻寫了回應文章，堅稱“民主憲政不可行”，“惟一的過渡方法是個人專制”。吳景超發表《革命與建國》作為聲援，突出強調領袖的重要性。胡適發表《政治統一的途徑》，反對蔣廷黻和吳景超的“武力統一論”，重彈國會制度的舊調。政治學家錢端升在1933年間還在讚美魏瑪民主，此時卻轉了一個大彎，表示擁護“集權政府”，認為納粹主義的勝利，法西斯主義在義大利和共產主義在蘇聯的勝利，都“給民主以致命的打擊，民主的弱點已暴露無遺”。他在《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一文中說：“獨裁是一種最有力的制度”，“民主政治是非放棄不可的”，“在民族情緒沒有減低以前，國家的權力一定是無所不包的——即極權國家”。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陳之邁也承認，在“當前形勢”下，集權政府更加適合，更加有效。丁文江接連撰文，認為民主制度“緩不濟急”，需要高效的集權政府以取代之，還進一步指出：“惟一的希望是知識階級聯合起來，把變相的舊式專制改為比較的新式獨裁。”他提出的標準是：“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徹底瞭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利用目前的困難問題來號召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他還從知識者集團的特定利益出發，說：“新式的獨裁如果能夠發生，也許還可以儲存我們的獨立。”一時間，“新式獨裁”論在知識界得到熱烈的響應。胡適撰文《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再度強調政府內部的民主操作，反對“新式獨裁”，說：“我可以斷斷的預言：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決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制。”然而，他簡直已經為他的朋友所包圍，連這樣溫和的為黨國設想的主張，也淹沒在一片高唱獨裁的囂聲裡了。

“領袖獨裁製”在國民黨學者中擁有更大市場，南京中央大學教授創辦的《時代公論》主編楊公達公開呼籲“統一黨權”，“採取史達林對付託洛斯基，墨索里尼對付尼蒂的手段，不惜放逐異已的別派，舉一網而打盡之”，主張由國民黨最有力的一派組織“清一色政府”，建立“元首制”。1935年1月，陶希聖等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借文化問題而言政治。宣言打出“現代中國的需要”的幌子，強調“中國本位”，其實是“黨本位”。在相關的討論中，即有人主張“必須實行統制主義”，支援“###”。《汗血月刊》聲稱：“中國需要獨裁，而更需要領袖，有了獨裁的中心領袖，然後所有的革命力量可以環繞這個重心而凝結起來，於是黨的組織有了中心，革命的力量有了最後的歸宿，從此中國便能得到空前的成功。”

在黨內，對“領袖獨裁製”的鼓吹無疑更為突出。陳立夫、陳果夫創辦的《政治評論》月刊倡導“一個主義，一個組織，一個領袖”的口號，力行社被認為是專以擁護蔣介石為黨總裁的秘密組織，聲稱“現在談復興中國，談推進革命，任何說話都是空的，最緊急的任務便是統一黨的組織，建立有絕對權威的革命中心領袖。”它發起“中國革命復興運動”，旨在“強化領導中心，鞏固中央政權，促成國家統一”。以黃埔軍校學生為核心籌組的特務組織藍衣社大力呼籲實行中央集權控制的新形式。張學良強調說：“在一個統一國家裡，必須絕對服從一個領袖的領導，才能夠把國家復興起來。”他推舉蔣介石為“最適當之領袖”，並倡議組織“國家社會黨”。周毓英積極推廣法西斯主義本土化理論，說“社會需要國家主義，法西斯蒂便是最活潑的國家主義。社會需要社會主義，法西斯蒂便是最前進的社會主義。”國民黨###張繼則赤裸裸地稱蔣介石為“中國的希特勒”。1934年3月，全國有20個省市的國民黨黨部公開敦促蔣介石就任黨的總理或總裁。

墨索里尼對希特勒說的“統一與偉大”，是法西斯國家追求的目標，對於中國的眾多具有偶像崇拜傾向的人們來說，同樣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在“民主與獨裁”論戰中，所以出現一邊倒的現象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的。像胡漢民這樣有影響的老黨員出面反對個人獨裁，其實也都是為了加強一黨獨裁，並不否認獨裁本身。這樣，蔣介石就可以放開手腳，在黨內外不斷增加個人勢力，而且可以以黨和政府的名義，肆意對國家實行政治宰制了。1932年3月，蔣介石被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