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至1938年3月，國民黨全國臨時代表大會召開時，中央執委會正式向大會提議設定“總裁”，使政黨有“穩固之重心”，會議制隨之廢除，“一元化領袖制”相繼確立。三民主義為體，法西斯主義為用，這就是蔣介石所奉行的有中國特色的專制主義。在確保黨和領袖獨裁的基礎上，部分推行“專家治國”路線，使之帶上“開明專制”的色彩。1932年11月，蔣介石設立國防計劃委員會，由他直接領導。除了秘書長翁文灝，副秘書長錢昌照是一位留學英國的經濟學家，整個50人的班子，都是學術界中有影響的人物。1935年底，蔣介石自任行政院長，翁文灝為行政院秘書長，主持實際工作。《獨立評論》圈子中的著名人物，幾乎全數為蔣介石的“人才內閣”所網羅，如吳鼎昌作實業部長，王世傑任###長，蔣廷黻任政務處長及行政院副手，張嘉璈任鐵道部長，蔣作賓任新內政部長，丁文江進入翁文灝當主席的政府委員會里當顧問。隨後，連胡適本人也隨同這批主張獨裁的朋友一起，穿起“朝服”來了。當廷臣和當學者是很不一樣的。像憲法學家，北###學教授王世傑博士，曾經在《東方雜誌》發表過鼓吹工人有###和團體契約權的文章，表達他的自由主義思想，一俟擔任法制局局長以後，便起草《暫時反革命治罪法》、《勞資爭議處理法》，不能不為統治階級辯護了。中國的自由主義與專制主義比鄰而居，免不了串門子，以致成為一家子。

4。“奴才房間的反對派”

英國學者波蘭尼說：“即使一個公共權力原來是以恐怖為基礎的，它也不可能不透過說教來補充它的強制力；為了控制其人民而培養的思想，也會不可避免地對統治者自己的行為取得某種程度的優勢。”1934年，蔣介石在江西南昌發動有名的“新生活運動”，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會”；隨後，由陳果夫、陳立夫等推向全國，成為全國性的政治思想運動。這一運動曠日持久，一直延至抗戰勝利，高潮是1934年至1935年。顯然，蔣介石並不滿足於要求統率黨政軍三界的領袖地位，而企圖超越其上，進一步成為國###動中的權威。他又稱“新生活運動”為“社會建設”，強調“生活軍事化”，試圖透過法西斯運動的宣傳手段，把傳統道德與法西斯主義的紀律與忠誠的混合體傳播到城市群眾中，尤其是青年中去。所以，新生活運動在漢學家那裡，又被稱為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國民黨版”。

胡適晚年有一封信致蔣介石，在回顧國民黨結束大陸統治的歷史時，他指出失敗的原因是，“根本上因黨政軍，大權集於一人，一切補救方法，都不能打破這‘###’的局面，也都不能使國民黨本身發生真正有效的改革。”美國曆史學者石約翰認為，創立並維持這種現代專制制度與蔣介石的長期軍旅生涯有關。他分析說，“作為孫中山的繼承人和國民黨的領導人，他並非簡單的、只是另一個軍閥。但他基本上不是一個文明的政治家，甚至不是一個能把軍事力量與革命有效地結合起來的領導人。結果，他總是更多地想自上而下地控制社會，而不是動員覺醒民眾的力量來複興國家。”其實，“###”必然導致領袖獨裁，從根本上說，這不是個人的經歷和品質問題，與少數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滿足現狀的統治精英的素質也關係不大。美國學者蘭比爾·沃拉對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觀察，視野則開闊得多。他指出：“國民黨在接受蘇聯的援助後布林什維化了，轉而反對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黨現在可以向傳統妥協，確認國家比個人重要，保護個人的民主權利（在這裡也就是民主的目的）得讓位於使國家統一和強盛的目標，它主張由一個黨實行家長式的極權主義統治，把黨（像歷來的皇帝）置於國家之上。”他進一步得出結論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背景拒絕了自由民主模式，有效地扼殺了‘五四’時代露出的這一弱小的具有個人傾向的民主運動。”

關於五四精神的蛻變，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胡適是看得清楚的。1935年5月，他在《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一文中這樣說：“這年頭是‘五四’運動最不時髦的年頭，因為‘五四’運動的意義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個人解放，個人解放產生的政治哲學是所謂個人主義的政治哲學。”可是，在論戰中，當他為民主爭辯的時候，著眼點仍然在國家，而不是個人。他認為，中國人民是無知無能的一群，所以應當有“幼稚園式的政府”，實際上脫不掉“訓政”的思路。對於獨裁，他並沒有從根本上加以否定，只是對“成功”與否沒有把握；在他看來，成功的獨裁“亟需高度的智力和技術”，而這恰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