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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改革思想，完全落在社會上面；至於政府內部的所謂改革，或是種種旨在增強國家權威的改革方案是他不感興趣的，甚至是反感的。這是魯迅和胡適們大不同的地方。在魯迅看來，國家的改革和社會的改革是兩回事，國家的改革是政府官員的事情，而社會的改革則是大眾的事情。所謂“中國”，在他的心目中從來就是中國社會，也就是中國的人民大眾，而不是中國政府。正由於他把大眾看成為改革的主體，所以在後來的抗日救亡時期，才贊成文學界採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而不是“國防文學”的口號。由國家來改造社會，而不是由社會去改造國家，他以為是荒謬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不承認中國有所謂“好政府”。他對統治者是不信任的，反對的，何況以屠戮人民為能事的統治者。中國要民主呢？還是要獨裁呢？本來不言自明的問題，在三十年代中期，居然由胡適他們主持的《獨立評論》雜誌挑起討論，熱熱鬧鬧地持續了兩年時間。對於這些御用學者，以及他們的所謂討論，他是蔑視的。這個孤傲的角鬥士，這時惟緊握了他的投槍和匕首，對準獨裁政府。在他那裡，參與討論的學者無論抱持或趨附何種觀點，都是專制政治的伴生物，是聚集到政府後院裡的寄生的一群，正所謂一丘之貉。

3。民主與獨裁

蔣介石政府一面積極剿共，一面清除異己，力圖實現一個“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統制局面；然而力不從心，分裂和混亂有增無已。1931年“九·一八”事變，進一步喚起國人對政局的不滿。在政治界和知識界中，則普遍產生了一種增強民族凝聚力的要求，希望出現一個統一、廉潔、堅強有力的政府。這時，首創一黨制的蘇聯，以及法西斯德國，經濟和軍事實力方面都有著迅速的發展，這對中國的精英分子來說是富有吸引力的。蔣介石充分利用了眼前的大好機遇，調整政府機構，如恢復軍事委員會，設立軍統局等，迅速擴充個人勢力，將“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的集權體制推向最高階段。

知識分子主動向權力靠攏。從1933年開始，中國報刊大量介紹德國，希特勒，墨索里尼，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除了中國人撰寫的文章之外，還翻譯了不少有關的德文原著和英文著作。被稱為“法西斯主義聖經”的《德國國社黨黨綱》及希特勒的《我的奮鬥》，都是在這時候被譯成中文廣泛傳播的。以《獨立評論》為中心的被稱為“民主與專制”的論爭，就是在這種氣氛中發起的。早在1932年6月，傅斯年在該刊發表了《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說是“曾有一個最好的政府，中國未必不亡，若根本沒有了政府，必成亡種之亡”，還得出“此時中國政治，若離了國民黨便沒有了政府”的結論。稍後，丁文江、翁文灝分別發表文章，都是強調強權政治的。翁文灝呼籲說：“在這個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們更需要一個政府，而且要一個有力量能負責的政府。”1933年5月，蔣廷黻發表《知識階級與政治》，有一段很著名的話，說：“我們應該積極地擁護中央。中央有錯，我們應設法糾正；不能糾正的話，我們還是擁護中央，因為它是中央。”11月發生“福建事變”，一個叫做“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的另一個政府的成立，在社會上層人士中間引起了重重憂慮。這時，蔣廷黻寫了《革命與專制》一文，以歐洲歷史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