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干”。魯迅不能不把民眾當作為改革的主體，他是不相信脫離民眾的“精英主義”可以解決問題的，所以說，“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們拉回舊道上去了。”然而，“人民”又如何呢？在同一篇文章《習慣與改革》中，魯迅又指出，“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對於極小的一點改革，也無不加以阻撓，表面上好像恐怕於自己不便，其實是恐怕於自己不利，但所設的口實，卻往往見得極其公正而且堂皇。”連改革者本身也必須加以改革，不是大叫未來的光明可以完事的。統治者與人民之間，除了對立，還有傳統意識形態方面的關聯，構成為阻礙改革的“後援”。魯迅痛感到，“舊社會的根柢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強大的力不能動搖它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它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它自己是決不妥協的。”他認為，中國過去的許多改革，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大的方面的原因是在新的一面要求很小，容易滿足，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改革必須是通盤的改革，不自苟安於目前暫時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