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頒佈的“土地法”長期得不到實行，苛捐雜稅有增無減，加以無法抵禦的天災，可謂民不堪命。《阿Q正傳》的作者，是不能不關切著掙扎在這土地上的人們的命運的，但是，他已經無法再到鄉村去與實際生活相接觸了，只好透過報章親近那裡發生的一切，從中勾畫一些細節，讓都市的人們也能關注那個被遺忘的廣大的世界。像《迎神和咬人》、《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我要騙人》等文章，都使用了相當典型的新聞訊息，行文中流佈著他的憤懣與傷痛。他寫過兩首七絕贈人，都是寫的農村少女，其一是：“明眸越女罷晨裝，荇水荷風是舊鄉。唱盡新詞歡不見，旱雲如火撲晴江。”還有一首題作《所聞》，詩云：“華燈照宴敞豪門，嬌女嚴裝侍玉樽。忽憶情親焦土下，佯看羅襪掩啼痕。”都市與鄉村，自然與人事，豪奢與困苦，生存與死亡，都有著色彩鮮明的比照。在蒼茫不可及的憶念裡，那是他的亡失已久的家園。

解除海禁以來，中國的改革多集中在沿海一帶的通商口岸，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就是現代化都市的典型。作為傳統文化的批判者，魯迅這時的鋒刃所向，已經明顯地擴充套件到現代文化範圍。費正清用這樣一句短語概括國共兩黨政權：“以貿易為生的蔣介石政府和以土地為生的毛澤東統轄的人民。”國民黨時期的現代化，一個很突出的特徵是沿岸城市的市場化、商業化，資本同權力一樣，其擴充力量是無法遏止的。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市民社會的習慣和風尚，不能不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兒童》、《“吃白相飯”》、《中國的奇想》、《豪語的折扣》、《揩油》、《爬和撞》、《各種捐班》、《唐朝的釘梢》等等都是現代都會生活的解剖。物質第一，金錢至上，自私，虛偽，勢利，機會主義，追逐時髦和享樂，魯迅統稱之為“商人氣”，很可以同他說的“水滸氣”合成一副對子。其實，商業原則並不限於商業，在商業之外的區域同樣有著廣泛的體現，表面上看來，它同權力中心社會形成的傳統原則是對立的，衝突的，其實不然；官商合流，錢權交易，成了東方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一種特殊現象。這現象不只見於商人和工人裡面，而且已經進入知識界裡了。《文壇三戶》、《商定文豪》、《商賈的批評》、《登龍術拾遺》、《大小騙》，還有論“文人相輕”的一些文章，都說到文學的“商業化”的情況。魯迅在信中描述說：“上海的文場，正如商場，也是你槍我刀的世界，倘不是有流氓手段，除受傷以外，並不會落得什麼。”總之，上海由商業的發達而開闢出了一個“險境”。魯迅不止一次勾勒洋場上的“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的“西崽相”，跟早期刻畫的傳統奴才是有區別的，但都一樣的富於典型性。對於由沈從文等挑起的“京派與海派”作家的論爭，他前後寫了《“京派”與“海派”》、《北人與南人》等文章，把“京派”與“海派”作為兩種共生的文化現象進行分析，是相當深刻的文化批評。他指出，北京多官，上海多商，所以文人在京者近官，近官者使官得名，沒海者近商，近商者使商獲利，總之“京派”是官的幫閒，“海派”則是商的幫忙。他在另外的文章中論及幫忙與幫閒，都是別具眼光的。在這裡，他則從雙方論爭的區別處，看出共同的地方，說是“今兒和前兒已不一樣，京海兩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由此生髮出來的對於地域文化的議論，說南北文化相師，固然不失為中國的一種小小的自新之路，但是將缺點結合到一起，那結果，“產生出來的一定是一種不祥的新劣種”。如何看待“現代性”問題，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魯迅要指出的是：一、“現代性”不可能憑空產生，必須重視傳統在其中的作用；二、新事物同樣應當接受分析和批判，不是凡新的都是好的。

魯迅一生不遺餘力地宣傳改革，而慣稱的革命，自然也包括在這裡面。老調子已經唱完，不改革是沒有出路的。魯迅指出，“維持現狀”的論調聽來好像很穩健，但實際上是行不通的，歷史也在不斷地證明著“並無其事”。中國20世紀的改革，已經不可能封閉式地進行。魯迅提倡“拿來主義”的態度是一貫的。他鼓動說，要放開眼光，大膽地拿來。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先拿來再說。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主人；只有成為新主人，舊宅子才會成為新宅子。要把西方的觀念，學說，制度“拿來”，必然遇到巨大的阻力。首先，“拿來”的人要“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掌權者怎麼可以做到呢？“多數的力量是偉大，要緊的，有志於改革者倘不深知民眾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