態度”。他說：“有證據表明，一黨政府出於政治上的原因，害怕一個擁有財富的、獨立的資產階級的出現。”國民黨政府跳不出孫中山思想中的反對市場資本主義思想意識的支配。它要建立的是一種以官僚的專業化為基礎的新的國家資本主義，所以抓緊外資和國有企業，也無非藉以增強中央政府的力量而已。對於政府來說，堅持傳統中的變革，只是集權的一個手段。在現代化過程中崛起的資產階級，在1927年的關鍵時刻首先出賣了自己，它不但沒有堅持自己已經獲得的政治自治權，反而參與設計了慘遭國家政權摧殘的方案，為國家政權的權威的重建作出了貢獻。“###”的政體不可能保障個人自由權，即使允諾的地方自由權也是暫時的，有限度的。在不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政府都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政府官員由於掌握了權力和國家資金，因此得以利用職權，壟斷各種經濟事務，扼殺企業的正常競爭，以“現代化”的名義阻礙現代化的步伐，使現代化發展維持在低水平上。“最壞的是，蔣氏政權沒有解決中國民眾的貧困這一國家最緊迫的問題。鄉村依然是受災地區，除了上層之外，城市的居民生活也沒有顯著的改善。”美國學者石約翰分析說，出現這種形勢有許多原因，超出政府的解決能力，但是，蔣氏政權幾乎沒有關注經濟公正問題，這是主要的。他接著指出，“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與民國其他所有的黑暗面是互相關聯的，但最重要的，是與它越來越依靠那些利用國家危難而牟利的人相聯絡。”

貪汙腐敗成了一個死症。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說到國民黨中國時，有一個專題的章節，就是“政府成為有組織的‘貪汙集體’”，認為這是官僚政治的必然產物：一方面工資收入微薄，另方面則是官場中最複雜的私人關係使“系統化的貪汙”成為制度的伴生物。易勞逸說，到1930年，人們就感受到貪汙在各級政府中的普遍程度，已經超過了北洋軍閥政府時期。一代不如一代。許多觀察家認為，貪汙是南京政府最卑劣的特徵。有人稱，所以存在反對黨的威脅，其實是農民對政府腐敗和弊政的反彈。蔣介石早已注意到貪汙已成普遍現象，在譴責貪汙腐敗方面，一直走在領導層的前列，但是，為防止和懲治貪汙而制定的系統性措施，在人們看來簡直成了笑柄，因為事實上被抓住的只是一些沒有多大權勢的人。極少數高階官員的貪汙案件，人們寧願以權力鬥爭的角度進行解釋。表面上看來，似乎只有蔣介石親自出面干預，肅貪的工作才會得到落實，殊不知蔣介石是有選擇地打擊貪汙的。事實上，他容忍了他的親信和家庭成員的貪汙行為。易勞逸寫道，人們產生如下思路是正常的：蔣介石為打擊貪汙所採取的週期性的嚴厲措施，與其說是為了反對貪汙，不如說是作為控制其下屬的一種手段。絕大多數下屬都有著不同程度的貪汙行為，所以敬畏他。貪汙現象使政府官員的個人品質，到整個的上層組織，出現大面積壞死。

一方面是破敗，貧困和死亡，一方面是聚斂，揮霍，荒淫與無恥；一方面是莊嚴的勞作，一方面是充滿血腥與陰謀的權力遊戲。

處於轉型時期的社會變動，在一個關注現實的作家那裡，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轍痕。在《魯迅全集》中，我們看到，這個思想戰士對於時代的觀察，感受和把握，有他獨特的地方。一、傳統和變革是一個互動系統，從國家大事到日常生活，無不在這一大系統之內。變化與凝滯的東西往往連在一起。在魯迅這裡，與其說追蹤變革，無寧說更多地看重社會上保守頑固的成分，而致力於揭露批判和打擊。促進舊物的死亡，是一個戰士的使命。二、相對地，經濟變動在他那裡，並沒有如一般的唯物論者那般著重地加以討論，他注重的仍然在於精神文化層面。早年的“思想革命”的宗旨始終不曾改變，他認為：文化更關乎大眾，而改革總是多數人的事業。只要比較一下《墳》和後期幾個雜文集裡的文化隨筆，便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時期的社會文化變動的因子，以及作者所取的不同的批判路向。三、隨之而來的是，知識階級在大時代中的思想和行為的變化，是他在眾多社會角色中所特別重視的。在敏感的知識者那裡，不但可以看到統治者和無權者的動態，也可以看到傳統文化作為一種背景文化如何交替著再現，或如何為新的形式所置換。

2。魯迅的改革思想

現代化變革是要付出代價的。其中，損害最慘重的無疑是社會底層，廣大的勞動階級，尤其是農民。現代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都市化。在農村，沒有完整的變革方案，沒有建設專案，惟以廉價出賣土地和勞動力換取城市的畸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