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合於他的階級論。至於資本家的“幫閒”，當是指胡愈之，鄭振鐸，傅東華，甚至包括茅盾。胡愈之是“局內人”不說，關於鄭振鐸從中所起的作用，魯迅在兩封信裡說過“有下石之嫌疑”和“頗有人疑他從中作怪”的話；至於傅東華，貌似旁觀者，實際上是參與其事的。茅盾與鄭振鐸私交甚篤，在與生活書店往來中，一直扮演似乎騎牆的角色。但是，作為譯文社中人，在關鍵時刻並沒有明確的表態。魯迅後來在信中說到茅盾和鄭振鐸時，曾說到“往日之給我的傷”，就是指的《譯文》事件。事情簡直戲劇性到了極點，這幾個人在魯迅同周揚的鬥爭公開化以後，都同周揚攪到一起了。

這種挫折，好像魯迅並不太在意，在一封信裡還說是“小事”，大約正如他所說，是因為經驗過了的緣故。然而，《譯文》雜誌一直是他所縈懷的，經過種種努力，半年之後終於復刊。

6。周揚——魯迅一生最大的對立面

周揚成了魯迅一生中最後也是最大的對立面。

周揚參加左聯很晚，先在劇聯，但很快就進入了領導層，1933年起任左聯的黨團書記。左聯及相繼成立的社聯，劇聯組成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左聯和文總的黨團也即黨組，直接接受文委的領導。實際上，文總和文委的黨團成員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再後來，成立“臨委”的也還是這批人。這種一元化的組織形式，跟蘇聯的“優阿普”和“拉普”差不多，即使機構臃腫，最高領導人仍然可以控制一切。周揚是一位頗有手腕的人物，他充分利用了這種組織化的有效性，在極短的時間內，把左聯甚至整個文委都變得清一色；一批青年知識者忠誠地圍繞在他的周圍，隨時為他所用。胡風原來是左聯的宣傳部長，與周揚的關係不錯，但是後來，周揚發現他在工作中經常鬧“獨立性”，當然是不能容許的。由於穆木天被捕獲釋後報告說胡風是“內奸”，加上文委領導林伯修、田漢，以及鄭振鐸、茅盾等人的作用，周揚便趁勢讓親信任白戈代替了胡風的位置。1935年陽翰笙被捕後，周揚接任文委書記，左聯黨團書記一職也便很順當地由任白戈繼任。至此，周揚大權在握，完全可以左右整個上海的左翼文化運動了。

魯迅原先是左聯執委之一，但很快就辭掉了，主動退回到“無權者”的位置。作為一個作家，寫作才是份內的事情。這個觀念在他那裡是十分明確的。加入左聯以後，特別在柔石們被害之後，他對所謂“進步青年”已經存有戒心，不願有新的交往。蕭軍、蕭紅等，是極少數的例外。即使對於他們，也都勸告說不要陷入內部的無聊的糾紛裡，堅持留在外圍；所以對於試圖扼殺外圍作家的批評，他會特別憤怒，以為倘削弱了外圍的力量，那成績真可以什麼也沒有的。馮雪峰和胡風在左聯時，偶有一些工作方面的聯絡，但也決非一些論客描述的那樣，一副“盟主”模樣，得早請示晚彙報一般的。據有關回憶，田漢曾經明確指示任白戈說，魯迅說不想管左聯的事，以後有事情不必找魯迅，可直接找他。這樣，魯迅與左聯的關係，實際上處於一種懸空狀態。胡風任宣傳部長時，出版過一個相當於機關志的內部刊物《文學生活》，也曾給魯迅寄過，後來便中斷了。魯迅幾次在信中提及此事，還說周揚們出過一期的，將左聯過去的工作批評得一文不值，但又秘密起來，不寄給他看，也不寄給別的一些人看。他對此的總結是：“到處是用手段”。對於左聯，他是關心的，努力做他認為應當做的工作。1933年10月28日致胡今虛信說：“先生所揣測的過高，領導決不敢，吶喊助威，則從不辭讓。今後也還如此。可以乾的，總要幹下去。”然而，無論怎樣拼命地幹，周揚之流還是不滿意，背後說他“懶”，“不做事”，“不寫文章”等等，後來甚至散佈一種空氣，說他“破壞統一戰線”，這就不能不讓他感到失望，焦煩，常常有“獨戰”的悲哀。

魯迅對周揚的批評，始於周揚主編《文學月報》時期。雜誌第一卷新四期發表署名“芸生”的一首詩《漢奸的供狀》，詩是模仿蘇聯詩人別德內依攻擊托洛茨基的《沒有功夫唾罵》的詩寫的，唾罵的是“自由人”胡秋原，詩中除了“丟那媽”一類辱罵，還加了不少恐嚇的話，如“切西瓜”——斫腦袋之類。魯迅認為，這種頗類當年創造社的“革命文學”一樣的流氓式文字，確有批評的必要，於是寫了一篇題作《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的文章，但用個人名義，以致編輯部公開信的形式在原雜誌發表。

文章說：

無產者的革命，乃是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並非因為要殺人，即使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