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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的鬼魅好像全部聚集到了他的周圍。以一個人對一個組織，一個群體，他有足夠的祛魅的力量嗎？

5。“譯文”事件

對魯迅個人來說，還有一個意義比較特殊的事件，即《譯文》事件。其實，這也是由“同人”製造出來的。至少，鄭振鐸和茅盾是老熟人，又都在文學社和左聯裡面。說是特殊，則不但是人事方面的糾葛，而且與“資本”這東西有關。

1934年夏天，在上海市黨部的壓力下，黎烈文被擠出了《自由談》。這是一位翻譯的好手，為了使黎烈文不致因此在生活和事業兩個方面造成損失，魯迅特地約請他和茅盾一起，商議成立譯文社，編輯《譯文》月刊。後來還請來文學社的編輯黃源，讓他一面做編輯，一面同生活書店聯絡出版，幫助做些事務性的工作。

生活書店是由鄒韜奮開辦的，掌握業務實權的是胡愈之。從書店給出的條件來看，顯然是同經濟有關的：雜誌先試辦三期，稿費編輯費一概不擬開支，如銷數能超出幾千的限額再訂合同補算。此外，稿費的演算法也很苛刻。但是，魯迅答應了。關於辦《譯文》，魯迅在給翻譯家孟十還的信中說，“希望由此引出幾個我們所不知道的新的譯者來——其實志願也小得很。”對於生活書店的商人腦子，他從一開始就有清醒的認識，但因此，合作的基礎也就非常的脆弱。“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闆，但是比純粹商人更刻薄，更兇。”他在同一封信上說，“辦一個小雜誌，就這麼麻煩，我不會忍耐，幸而茅先生還能夠和他們‘折衝尊俎’，所以至今還沒有鬧開。”可是，等到一年合同期滿時，事情很快便鬧開，而且徹底鬧翻了。

在編輯《譯文》的基礎上，譯文社又擬創辦《譯文叢書》，經由黃源同生活書店洽談後，即開始工作。此時，鄭振鐸從北京來滬，籌辦《世界文庫》，並決定由生活書店出版發行。魯迅是支援的，還應約親譯了《死魂靈》。但是，自從鄒韜奮返國後，情況便起了變化。生活書店通知說因為已經有了《世界文庫》，所以不再準備出版《譯文叢書》。為此，譯文社只好將叢書移交給吳朗西巴金開設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大約生活書店對譯文社的轉移行動很不滿，於是決定撤除黃源的《譯文》編輯職務。魯迅不同意，堅持一種態度：生活書店如果要繼續出版《譯文》，得與黃源訂合同，由黃源簽字。

這是魯迅為保護“小人物”而作的鬥爭，為捍衛個人尊嚴的鬥爭，也是決心對抗由資本構成的霸權勢力，而致力於開拓翻譯事業的鬥爭。關於這次事件的實質，以及他前後所取的態度，在1935年10月4日致蕭軍的信中作過很好的表述：

對於譯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動，我倒不大如此，平生這樣的事情遇見的多，麻木了，何況這還是小事情。但是，要戰鬥下去嗎？當然，要戰鬥下去！無論它對面是什麼。

……

至於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過在他們還未露出原形，他們做事好像還在於中國有益的時候，我是出力的。這是我歷來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總賬問題。即使第一次受騙了，第二次也有被騙的可能，我還在做，因為被人偷過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兒，只好仍舊打雜。但自然，得了真贓實據之後，又是一回事了。

那天晚上，他們開了一個會，也來找我，是對付黃先生的，這時我才看出了資本家及其幫閒們的原形，那專橫，卑劣和小氣，竟大出於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雖然許多人都說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測人，實在太傾向於好的方面了，他們自己表現出來的，還要壞得遠。

……

我們都好的，我比較的太少閒工夫，因此就有時發牢騷，至於生活書店事件，那倒沒有什麼，他們是不足道的，我們只要幹自己的就好。

信中的“資本家”，指的是鄒韜奮。同信還說到《譯文》停刊後，社會上傳播的此事出於譯文社要求加錢不遂這樣“有益於書店的流言”，所以不予置評，乃是同樣取“由它去罷”的輕蔑態度。給曹靖華的信則說：“生活書店貌作左傾，一面壓迫我輩，故我退開。”在這裡，他使用了“壓迫”的字眼。政治家出於政治需要，對於階級陣線有特別的劃分；而魯迅出於實際鬥爭的體驗，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