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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胡適那類“想做權勢者”，直接替當局說話不同，周作人，林語堂等，則遠離廟堂而入“人間世”，在豺狼當道的時候，積極提倡“小品”，閒適和幽默。對此，魯迅寫了好幾組文章，一是關於幫忙與幫閒的，一是關於小品文的，還有關於諷刺和幽默的界定，等等。《幫閒者發隱》是一篇庖丁解牛式的直達本質的文章。其中說，幫閒與幫忙其實沒有什麼區別。“幫閒，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倘若主子忙於行兇作惡，那自然也就是幫兇。但他的幫法，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跡，也沒有血腥氣的。”這裡說的幫閒者，都是說笑話的好手，且常常以丑角的身份出現，打諢，裝鬼臉，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裡也化為丑角，警告也就在大家的耳邊化為笑話。在周圍搗著鬼，反使告警者變得虛偽，使嚴肅的說法減少力量，這樣，不利於兇手的事情就在這疑心和笑聲中完結了。魯迅既把中國看成是“吃人”的世界，那麼，從這一原典的意義來說，他一生的戰鬥，都是在追捕“兇手”。

關於幽默，他指出，在中國，皇帝不肯笑，奴隸不準笑，因此幽默是不會有的。中國人不是長於“幽默”的人民，況且，現在也不是那種幽默的時候。實際上，悲憤者和勞作者是時時需要有休息和高興的，古埃及的奴隸們，有時也會冷然一笑。“這是蔑視一切的笑。”他說，“不懂得這笑的意義者，只有主子和自安於奴才生活，而勞作較少，並且失了悲憤的奴才。”奴隸的笑同奴才的“玩玩笑笑，尋開心”大不相同，“將屠戶的兇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這是奴才的本分，也是奴才的本領。魯迅對幽默和諷刺做了嚴格的區分，正如對奴才和奴隸的區分一樣。他強調說，諷刺是真實的，富於改造熱情的。但因為如此，社會諷刺家是危險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學家”明明暗暗的已經成了“王之爪牙”的時代。30年代，小品文盛行，但是，在魯迅看來，繁榮正是危機的表現。因為其中很少有諷刺的雜感，卻多的是“小擺設”，“靠著低訴和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平滑”。這類麻醉性的東西一旦多起來決不是好事情，那是會與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歸於盡的。然而，生機何在呢？他以為是仍然在於戰鬥的。在《小品文的危機》一文中，他這樣說：“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

如果說魯迅對周作人們的批判是一種現象批判，而非個人之間的批判，是“冷戰”，那麼他對復古主義的批判，則有了一場針鋒相對的纏鬥了。

1933年10月，魯迅以豐之餘的筆名，在《自由談》發表《感舊》一文，對光緒末年的所謂“###”那種學洋文，看洋書，目的是要給中國圖“富強”的表現，由衷地致以讚美之辭。對照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相反，但是，學篆字，填詞，勸告人看《莊子》《文選》，寫方塊新詩，新的企圖卻是要以“古雅”立足於天地之間，不覺感慨起來，說：“舊瓶可以裝新酒，新瓶也可以裝舊酒”，“證實了新式青年的軀殼裡，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謬種’或‘選學妖孽’的嘍羅”。原來施蟄存曾經發表文章，向青年推薦《莊子》和《文選》，以為文學修養之助；見到魯迅的文章之後，立即作文反擊，還辯護說只要酒是釀造出來的，酒瓶的新舊沒有關係。

這裡存在著一個如何看待新文化傳統的問題。魯迅認為，施蟄存在這裡所代表的是一大隊遺少群的風氣，如果不加批判，不但不可能從新的道路上去企圖發展，打出新的局面，連五四時候爭取得的成績也要喪失掉。他接連寫了《感舊以後》上下篇、《撲空》、《答“兼示”》、《反芻》、《歸厚》、《難得糊塗》、《古書中尋活字彙》等數篇文章，揭示改革中常見的反覆，其實也即倒退的現象。

在論辯中，魯迅特別說到施蟄存推薦的《顏氏家訓》，從中引出一個極有意味的結論。其《教子篇》說，齊朝有一士大夫，自述有一個兒子，在儒教方面有相當基礎，又教他學鮮卑語，彈琵琶，以漢胡兩方面的修養服事公卿，無不受到寵愛。魯迅把這種機會主義的處世方法稱作“北朝式道德”，認為是庚子以後官商士紳的辦法，也是現在一部分的人們的辦法。他同時指出，這種失去原則立場的道德原則，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嚴重的問題，有著盪滌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