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千夫所指，無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來日如何耳。東望扶桑，感愴交集。”又說：“生丁此時此地，真如處荊棘中，國人竟有販人命以自肥者，尤可憤嘆。”又說：“時危人賤，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1932年6月5日致臺靜農：“滬上實危地，殺機甚多，商業之種類又甚多，人頭亦系貨色之一，販此為活者，實繁有徒，倖存者大抵偶然耳。”又說：“文禁如毛，緹騎遍地，則今昔不異，久見而懼。”同年11月7日致山本初枝：“政府及其鷹犬，把我們封鎖起來，幾與社會隔絕。”這就是魯迅所身受的境遇。次年，1月21日致姚克：“我們這裡也腐爛得真可以，依然是血的買賣，現在是常常有人不見！”又有信給山本初枝說：“近來中國式的法西斯開始流行了。朋友中已有一人失蹤，一人遭暗殺。此外，可能還有很多人要被暗殺，但不管怎麼說，我還活著。只要我還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典型的唐吉訶德。就在這封信裡，他還很自信地說：“這種白色恐怖也無用。總有一天會停止的。”又次年，他再致信山本初枝時，卻依然報告同樣的內容，而且大有加劇之概，說：“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近來這樣的黑暗，網密犬多，獎勵人們去當惡人，真是無法忍受。非反抗不可。”政府的恐怖行為和魯迅的反抗行動都在持續進行，猶如一場角鬥，一場馬拉松競跑；然而這時，我們卻聽到了他對朋友悄聲說的一句話：

“遺憾的是，我已年過五十。”

1。戰士的生活

自1925年介入北師大事件的論戰以來，尤其到了上海，“水戰火戰，日戰夜戰”，魯迅已然失去了一個人的正常生活。除了間或到內山書店去，偶爾看看電影，大抵囚人一般困守在四川北路的一間寓所裡。因為地處“半租界”，所以他把寓所戲稱“且介亭”，是一種特殊的亭子間。至今兄弟反目，昔日的朋友如錢玄同、林語堂等多已分手，或者隔膜日深。青年朋友死的死，如柔石瞿秋白；走的走，如馮雪峰之去蘇區，蕭紅之去日本。餘下的，只有蕭軍胡風少數幾個，聚會也極少。他與四圍社會的聯絡，惟憑大量的書報和有限的通訊。孤獨，疾病，死亡的預感，靜寂中充滿騷動。如果說他是一隻沉潛的牡蠣，這譬喻是不確切的，因為沒有殼，也沒有清水。他是游魚，自由是他的生命，可是現在已經落在乾涸而灼熱的河灘上了。

書桌面前放置一把圓椅，旁邊是一把藤躺椅。從這裡到那裡，往來無所謂工作或休息，如是午後，如是黃昏，如是深夜。因為歉疚於給予愛人和孩子以太少的溫存，當許廣平臨睡時，他每每贖罪似地在床沿陪坐幾分鐘；勞累的時候，則一起翻閱《芥子園畫譜》之類，借圖畫以獲取少許的怡悅。他多次使用《莊子》裡的“相濡以沫”的寓言，一生所爭的“自由的波浪”，最後竟然化作星點唾沫，這是可慰藉的呢，抑或可悲哀的呢？但是無論如何，身為戰士，與家庭生活是多少顯得不相容的。日常生活是平庸的，瑣碎的，富於自然節奏的，還有趣味的調劑，更多地關係到肉體生命；而戰士太看重精神，往往一個人過激情的日子。他是獨異的，夢幻的，興奮的，但是對待自己是嚴苛的，因而是枯燥乏味的，甚至是病態的。沒有誰會在桌面上看到歷史的變動和社會的震盪，戰士則如此，他會在小屋子裡聽到無數人的哭泣，在皎好的月夜看到人肉筵宴，閃爍的刀叉和獰笑的臉，他所感受到的多是令人悲憤難耐的事情。家庭是人類個體的最初也是最後的一個安全而親密的圈子，戰士的內心生活，卻與日常生活相分離而越出圍欄之外。正如魯迅描畫的病中的生活，“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與社會的互涉性，使戰士的日常生活，在黯淡中煥發光彩，但也同時在喜劇的完整性方面變得殘缺不全。“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在這裡，魯迅使用了“可歌可泣”四字。其實，對社會而言是“可歌”的，對“家庭”而言是“可泣”的。真正的戰士，很難從家庭生活中獲得世俗意義的幸福，可以說，從獻身於鬥爭的那一天起，他就註定要擔當個人的不幸。布朗基曾經在信中這樣告白說：“說到幸福，我只得面向過去，或者面向對我來說除了墳墓以外沒有任何希望的將來。”在實際生活中的境遇，每個戰士都是一樣。

對於這種境遇，魯迅是清楚的。他接連大病，差點要“翹辮子”，致使宋慶齡及眾多友人多次動員他住院，或是出國療養。然而，他清楚地知道：他已經永遠離不開中國，離不開切切實實的鬥爭生活了。病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