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文題作《“這也是生活”……》，文章從正面立論，強調的是戰士生活的日常性，正常性，但也意含了其中的反常性，非生活性，那是永遠無法彌補的缺陷。然而，悲哀也好，慰藉也好，他已經無從逃離這境遇。“這也是”，是一種不得已，但也是堅定的自我認同。

2。新文化運動的分裂

隨著社會改革的進行，知識分子集團處在不斷的分裂、變化和組合之中。總有一部分依附權勢者，一部分為新生的階級所吸引；一部分力圖維護既存的秩序，另一部分則致力於秩序的瓦解。昔日生氣勃勃的革命者，今天很可能成為暮氣沉沉的守舊派；從前是革命政體的催生者，後來反而做了它的掘墓人。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很不少，看起來有點不可思議，其實是勢所必然，非人力所可遏止。

關於知識分子的內戰，知識界往往有人視作“內耗”，於是極力設法調和，甚至看得悲觀起來。20世紀30年代文壇便如此。魯迅寫了一篇《中國文壇的悲觀》，澄清某些混亂的看法，強調這內戰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他認為，只要有一個“壇”，一個公共空間，便不免有鬥爭，甚而至於謾罵和誣陷。無論中外古今，文壇有些混亂是正常的，但是由於許多所謂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滅亡，只有配存在者終於存在，所以文壇到底還是乾淨的，無須悲觀的。他特別指出，“悲觀的由來，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關心於文壇，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沒落的營盤裡。”在別的文章裡，他同樣說得十分明白：只要作者是身在人間，而又帶些戰鬥性的話，那麼，他在社會上一定有敵對。實際上，持續這敵對的鬥爭，只能使陣線變得更加明朗。在左聯內部，有所謂“第三種人”的理論，自以為可以超脫於階級或派別的鬥爭之外，乃致把當時的左翼理論家的一些必要的鬥爭，也全然視同軍閥混戰。對此，魯迅是反對的。他說：“如果這就等於‘軍閥’的內戰，那麼，左翼理論家就必須更加繼續這內戰，而將營壘分清，拔去了從背後射來的毒箭！”後來，在撰文回擊張春橋對《八月的鄉村》的批評時，也特別分清“我們”和“他們”的限界。在魯迅那裡，戰鬥的原則是不能違背的，他說：“如果在還有‘我們’和‘他們’的文壇上，一味自責以顯其‘正確’或公平，那其實是在向‘他們’獻媚或替‘他們’繳械的。”在內戰中，他的主要目標，永遠是專制國家的代表者，因此內戰也就成了對外鬥爭的合理的延長。

新文化運動在以《新青年》對《東方雜誌》的鬥爭為標誌而結束了對舊勢力的鬥爭之後，內部的鬥爭接連興起。《新青年》編輯部在編輯方針問題的論辯，以及後來《語絲》與《現代評論》就女師大問題為導火線的論戰；都是新文化運動內部的分化和鬥爭；尤其是後者，牽涉面更大，雙方糾纏的時間也最長。在這場論爭中，魯迅被說成是“‘語絲派’的首領”。的確，他是鬥爭最堅決，最猛烈，也是最韌的一個。他透過鬥爭，看清了留學歐美的所謂自由知識分子，是如何與權勢者相勾結，扼殺中國的新生力量的。這是結怨的由來，是後來揭露和抨擊新月派批評家的認識基礎。在魯迅看來，陳源與梁實秋、胡適之流沒有本質的區別，前後兩次鬥爭是彼此呼應的，都是魯迅在挑戰兩個名號不同而實質一致的政府時所無法繞開的知識界中的遭遇戰。由是，這也就成了後來的知識界加之於魯迅身上的“褊狹”、“不寬容”、“缺乏民主度量”等等洗不掉的惡名的最有力的依據。

《語絲》後來也起了變化，原先那種無所顧忌，抨擊舊物，催促新生，不願意在有權者的刀下頌揚和取媚的態度沒有堅持下去。同人發生分化，許多回到學術中去，做起了“國學家”一類人物；而周作人等，即便繼續寫作小品文，也都是在十字街頭築塔。30年代以後，魯迅參加了有影響的文學社團“左聯”；另外，也還加入過和組織過個別文學小團體，如文學社，譯文社等。左聯明顯的政治化，黨派化，除了個別脫離的分子，一般來說，不會發生大面積的公開分化。但是，由於組織的鐵板一塊的壓力，特別不容獨異者的存在。1933年以後，在這些組織內部，事件接連發生，分裂和衝突隨之而至。魯迅使用“橫站”一詞，表明背腹受敵，兩面作戰的狀況；同時用了“打岔”一詞，形容來自同人一面的攻擊。所謂“打岔”，意思是說轉移鬥爭的大目標，放過了統治者及其叭兒；此外，也指缺乏嚴肅的批判和論戰，一味地放暗箭，用手段，蓄意挑起事端，卻又不負責任，極力設法迴避問題的實質。這種情形，一直延至左聯解散之後，以至魯迅去世時，各種誣陷和打擊也沒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