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9日，魯迅致信蕭軍和蕭紅時說：“文界的腐敗，和武界也並不兩樣，你如果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群蛆蟲，在怎樣掛著好看的招牌，在幫助權力者暗殺青年的心，使中國完結得無聲無息。”這裡的所謂“蛆蟲”是各式各樣的，但是無例外的是：一，都有“擬態”；二，結果於權力者有利。這些蛆蟲，不但在腐敗的舊組織裡面結黨營私，而且已經混進了新的組織，暗暗地而又毫無忌憚地齧食健康的有為的機體。這是可怕的。

不是所有的分裂都是積極的，進步的，正如不是所有的鬥爭都是有益的和必須的一樣。偉大的分裂一定有新質生成，在這裡，鬥爭也便成了有原則的鬥爭，即是為了促進舊秩序的死亡和新事物的誕生。如若不然，為鬥爭而鬥爭，永遠的“一分為二”，其實否認了新舊事物的差別。新舊交替是有條件的，把條件給拿掉或隨意掉換，則常常表現為一種機會主義。表面上看來，“一分為二”是激進的，但是實際上，當它被當作絕對真理受到崇奉，人為地製造矛盾，透過不斷的分裂和鬥爭以維持現有的平衡，其本質是保守主義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無疑是一次偉大的分裂。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運動中告別衰朽的母體，即封建專制政體以及士階級，而獨立地登上中國的政治文化舞臺。作為自治的、自為的階級，他們高舉科學民主的大旗，積極引進西方的進步觀念，對於打破傳統的封閉的政治文化思想體系，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所謂“西化”，物質和技術畢竟是次要的。那時，尼采和易卜生成了時代偶像，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風靡整個中國。易卜生戲劇中的名言：“被群眾孤立的人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成了一代知識分子的座右銘，魯迅胡適等人都曾經一度稱引過。他們宣揚個性解放，重估一切價值，思想所及之處，到處閃耀著批判的鋒芒。然而，五四退潮以後，知識分子隨著政治格局的變化而迅速地起了變化。結構鬆散的團隊解散了，“團隊精神”消弭了，取而代之的是個人或派系利益所互相吸附而成的小團體，有官方或其他黨派背景的文化組織，極少數零散分子退隱到純粹的學術圈子裡去。獨立的戰士沒有了，父與子、新與舊的鬥爭沒有了，思想文化革命的戰場隨之冷落。魯迅對五四的此番變化有過很好的總結，總的評價是“平安”得很。

然而舊物仍在，它們依託時代的新人而進入重建的秩序之中。知識分子不是依附官方就是納入革命組織而群體發聲，組織之外的個人則沉默無語。這時能夠說，中國還存在著一個為伯林所說的“知識界”嗎？這位英國人認為，英國和蘇聯都是沒有知識界的。在他看來，所謂知識界是一種自覺的組織，它建立在啟蒙思想的基礎之上；若要發展啟蒙思想，就必須反對它的敵人，也即強大的反動教會，壓制真理與自由的極權主義。其中的每個分子都會感到自己是為人類解放的曙光而戰的勇士，他們彼此之間，在思想與道德上有著一種深切的關聯，因為遭受共同的迫害和抱持共同的立場，從而感知兄弟般的存在。除了批判反動、保守或貌似“中立”的學者，以及廷臣一類人物之外，知識分子在其內部，也會互相展開批判和鬥爭，但是，哪怕夾雜著意氣之爭，仍舊是富於理想的，有信念和有原則的，皈依真理的。如在法國，從啟蒙思想家盧梭、伏爾泰、狄德羅之間的論爭到薩特對阿隆和加繆的論爭；在俄國，從“西方派”與“斯拉夫派”的論爭到“路標派”與“反路標派”的論爭，無不涉及歷史發展的方向，或是重大的社會問題。從這些論爭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知識分子都是獨立發言的，雖然處在同一集團或學派之中，卻並沒有屈從於某一個預設的權威的意志，無論這權威是集體還是領袖個人。中國的問題恰恰相反。按照伯林為知識界給出的兩項指標：道德與政治，中國的知識階級在政治上已經學會了聽令行動，政治對於他們僅僅是具體的政治意見，而不是植根於一種信仰，一種哲學，因此可以隨時加以改寫。至於道德，也是東方道德，不是奴隸性就是流氓性，既缺乏對人類命運的關懷，也缺乏對個人尊嚴的維護。而且，政治與道德往往脫節，就是說，最莊嚴的政治口號可能化為最卑汙的道德實踐。

魯迅以為，透過鬥爭可以使許多是非觀念得以澄清；可是中國沒有知識界，只有自私，取巧，勢利，陰謀，汙濁和混亂，結果連他自己也為鬥爭的物件所糾纏，為此耗費了不少心力。這是一個仍然為權力所控制的場，非個人所可左右。他只能一面反抗，一面從論戰中抽繹出大的原則，使讀者不致於淪為迷惑於繚亂的刀法的“看客”。他的不肯敷衍的嚴肅的態度，在論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