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的敵人，倘不死於戰場，就有大眾的裁判，決不是一個詩人所能提筆判定生死的……

自然，中國曆來的文壇上，常見的是誣陷，造謠，恐嚇，辱罵，翻一翻大部的歷史，就往往可以遇見這樣的文章，直到現在，還在應用，而且更加厲害。但我想，這一份遺產，還是都讓叭兒狗文藝家去承受罷，我們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拋棄了它，是會和他們成為“一丘之貉”的。

可是，這意見不但不被接受，反而是變本加厲的“辱罵和恐嚇”。

魯迅對周揚的懷疑和不滿，在1934年底就已經在私人通訊中表現出來了。他對蕭軍、蕭紅說：“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裡的蛀蟲，許多事都敗在他們手裡。因此，就有時會使我感到寂寞。”次年，又寫信給二人說：“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因此，倘受了傷，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幹，紮好，給誰也不知道。我以為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沒有什麼灰心，大抵休息一會，就仍然站起來，然而好像終究也有影響，不但顯於文章上，連自己也覺得近來還是‘冷的’時候多了。”稍後，致信胡風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整個1935年，信件中不斷重複出現“悲憤”、“寂寞”的語詞，但是他的雜感依然鋒利如昔。由此，一方面可以知道周揚勢力的迅速膨脹，另一方面可以看出魯迅的敏感，承受的壓力和隱忍的心情。但是，到了1936年，尤其下半年以後，情況好像有了變化。以上的字眼不見了，多出了憎惡和輕蔑之意，而且出現了“反擊”的字樣，特別在左聯解散前後。此時，悲憤的高潮過去了，精神的負擔隨著左聯的解散而消失，他無須再為一個反政府的集團的存在而有所顧慮，也無須為個人的反抗行為擔受道義的譴責。內部又變做了外部，內外的限界消除了，“戰友”已不復存在。他的反擊是公開的，鮮明有力的，充滿了奴隸的義憤；雖然留有餘地，卻也是不留情面的清算。

畢竟是久經沙場的老戰士。

左聯原來是一個文學社團，後來卻漸漸演變成為一個政治團體，內部有著嚴整的權力結構，充分體現著權力運作的規律。對國民黨政府來說，左聯無疑是異端的存在；但是在左聯內部，同樣不容異類的存在，可以說是大一統中的小一統。在魯迅的描述中，左聯黨團書記周揚是一個熱衷於爭奪權力和濫用權力的人物。他利用手中的權力，極力設法建立個人權威。魯迅說他“以指導家自居”，而魯迅本人明顯是厭惡“指導”的，如稱“導師”為“鳥導師”，諷刺創造派人物“第一是自己活著，能永遠做指導，因為沒有指導，革命便不成功了”。周揚一流都是批評家，喜歡議論，在魯迅看來，“但大抵是唱高調”。魯迅認為，“唱高調就是官僚主義”。由於致力於權力的營造，所以會有“丟開了當面的緊要的敵人，卻專一要討論槍的亮與不亮”這樣近於“打岔”的行為。魯迅指出，像這樣的人是志在統一文壇，做“文壇皇帝”的。在左聯內部，作為領導，自己不做事，卻專責以別人不做事，役使別人，監督別人的行為；對於不聽指揮者，則動輒加以罪名，以至以“實際解決”相威脅。專斷、橫暴，完全是一種奴役的形式。僅在1935年一年間，魯迅在書信中便不斷出現“鞭子”的意象，稱周揚一夥為“英雄”、“工頭”、“奴隸總管”、“元帥”，而自稱為“苦工”和“奴隸”。這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一種新型的階級關係，但一樣是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周揚們顯然是高踞眾人之上的“以鳴鞭為惟一的業績”的壓迫者——魯迅稱作“橫暴者”，特殊的集團和個人。權力可以超越黨派的具體原則而表現出一種普遍的特性，對此，魯迅顯然在精神上準備不足。革命成功以後，倘使實行階級的專政，到底是怎樣一種的情形？他雖然以個人的推斷說過幾次，還舉過蘇俄知識分子的例子；但是，政治實踐畢竟要比推斷切實得多。所以，周揚們的日漸強大的勢力，和製造出來的政治生活，不能不給他感受特別的困擾，憎惡和苦痛。他說：“我憎惡那些拿了鞭子專門鞭撲別人的人們。”他說：“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他說：“有些手執皮鞭，亂打苦工的背脊，自以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惡之，他其實是取了工頭的立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