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到理性，他都不能接受這類改良主義計劃，相反極力促進另一種激進主義的改革方式，即透過革命使政府消亡。這樣的政府越龐大，國家越有實力，人民失去的就會越多，直到一無所有。

暴力和恐怖剝奪了他的安全感，虛偽的宣傳使他感到噁心。在同行的大量的叛賣，順從，鑽營，苟且中間，他的憤激而又不無憂傷的聲音，已然遭到政府，同類，以致自己的掩蓋。在他晚年的書信裡，流佈著黑暗，禁錮，死亡的陰影；許多在《野草》中曾經流露過的情緒，其實已經變換了形態重新在這裡顯現，這在雜感中是少見的。1931年2月4日致李秉中：“我自旅滬以來，謹慎備至，幾於謝絕人世，結舌無言……文人一搖筆，用力甚微，而於我之害則甚大。老母飲泣，摯友驚心。幾於日以發緘更正為事，亦可悲矣。今幸無事，可釋遠念。然而三告投杼，賢母生疑。千夫所指，無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來日如何耳。東望扶桑，感愴交集。”又說：“生丁此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