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和寫畢業論文。如果不肯做，或者不能做，自然非終身反省不可，而做得不夠格，也還是非反省到死不可。文章說，偶爾遇見考完放出的“良民”，都大抵是萎靡不振的，可知這種新興的監獄是如何地使犯人受著肉體和精神的嚴重摺磨。《同意和解釋》給專制主義換了一個說法，叫“動物主義”。“上司的行動不必徵求下屬的同意，這是天經地義。”徵求同意或加以解釋，都是意在宣傳。“解釋的作用，在於製造自己威權的宗教上，哲學上，科學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據，使得奴隸和牛馬恍然大悟這世界的公律，而拋棄一切翻案的夢想。”“當上司對下屬解釋的時候，你做下屬的切不可誤解這是在徵求你的同意，因為即使你絕對不同意，他還是幹他的。他自有他的夢想，只要金銀財寶和飛機大炮的力量還在他手裡，他的夢想就會實現；而你的夢想卻終於只是夢想。”馬克思曾經說過：“中世紀是人類史上的動物時期，是人類動物學。”動物主義盛行，可見在中國，著實未曾走出中世紀。五四是反動物主義的，那是走出中世紀的第一步。然而，官方卻宣傳說，“五四式是不對了”，“這是很容易為‘反動派’所利用的”。對此，魯迅就學生請願遭到鎮壓一事寫道：“為了矯正這種壞脾氣，我們的政府，軍人，學者，文豪，警察，偵探，實在費了不少的苦心。”自然，壓迫者也有虛弱的時候。《上海所感》揭露說：“革命者因為受到壓迫，所以鑽到地裡去，現在是壓迫者和他的爪牙，也躲進暗地裡去了。這是因為雖在軍刀的保護之下，胡說八道，其實卻毫無自信的緣故；而且連對於軍刀的力量，也在懷著疑。一面胡說八道，一面想著將來的變化，就越加縮排暗地裡去，準備著情勢一變，就另換一副面孔，另拿一張旗子，從新來一回。而拿著軍刀的偉人存在外國銀行裡的錢，也使他們的自信力更加動搖的。”為將來計，他們是隨時準備洗刷自己的。關於貪汙，魯迅的諷刺可謂入木三分。《外國也有》一文引出古巴一則電文，說古巴政府對前總統麥查度及其舊僚屬下逮捕令，並扣押其等財產二千五百萬美元云云。魯迅寫道，對外國這等貪汙案例的發現，“已足為我們的‘上峰’雪恥”；接著說：“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蟲，而遭別人指摘的時候，實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提起來卻也真費事。況且北京有一種學說，說臭蟲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盡了，又有什麼價值呢，不過是一種消極的辦法。最後還是希望別家也有臭蟲，而竟發現了就更好。”政府是善於宣傳的，也就是對外說謊。魯迅在《宣傳與做戲》中還舉例說，如教育經費用光了，卻還要開幾間學校裝裝門面；全國有大量文盲，總得請幾位博士對西洋人去講中國的精神文明；至今還是隨便拷問，隨便殺頭，一面卻總支撐著幾個“模範監獄”給外國人看看。總之，是“普遍的做戲”。“稱‘人民’為‘反動分子’，是黨國的拿手戲。”

人民在欺騙和壓制之下，失了力量，啞了聲音，至多也不過有幾句民謠。“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就是秦始皇隋煬帝，他會自承無道麼？百姓就只好永遠箝口結舌，相率被殺，被奴。這情形一直繼續下來，誰也忘記了開口。

在法西斯主義的影響日漸擴大，“民主與專制”的論戰揭開了序幕，眾多學者紛紛鼓吹獨裁的時候，魯迅接連寫了兩篇抨擊希特勒和法西斯主義的文章。《華德保粹優劣論》開始便說：“希特拉先生不許德國境內有別的黨，連屈服了的國權黨也難以倖存，這似乎頗感動了我們的有些英雄們，已在稱讚其‘大刀闊斧’。但其實這不過是他老先生及其之流的一面。別一面，他們也是很細針密縷的。”極權主義的特點就是全國控制，從禁止別的政黨政見之外，連一首歌是什麼傾向，一條狗是什麼性別，是否需要禁止，都要做出具體的規定。《華德焚書異同論》透過秦始皇和希特勒的焚書一事的比較，指出法西斯主義旨在消滅“非德國思想”，消滅異端，消滅科學的野蠻行為，暴露其使婦人和小兒永遠沉淪於黑暗之中的反人類的本質。《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第一節“關於中國的火”，裡面還說到希特勒，從放火說到燒飯點燈，證明古今中外的專制統治者，無不以毀滅人民的福祉為目的。文章都以“華德”並提，著重點仍在希特勒的“黃臉乾兒們”。他們為希特勒的燒書，打猶太人，不可一世而興高采烈，向被壓迫者大加嘲笑，完全的沆瀣一氣。然而那結局，文章暗示說，都“不必二世”而亡的。

對於一個獨裁、專制、反人民的政府，魯迅沒有像熱衷於自上而下地實行改革的秩序主義者那樣，幻想著如何幫助政府完善體制，填補缺陷，消除隱患，無論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