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魯迅寫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為“摩登聖人”造像。文章說：“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如何？那些立志做政府的“諍臣”的人物如何？不同的是，孔夫子生前的運氣並不好，做定了“摩登聖人”是死了以後的事；現代的人物則不但不曾吃苦頭，而且聲名顯赫。在《中國文壇上的鬼魅》之後，魯迅寫了七篇題為《“文人相輕”》的文章，《“題未定”草》也寫了九篇，都是關於知識分子的。其中，他揭露了文壇的種種病象，有名的如“西崽相”，等等。對於以各種鬼蜮伎倆掩蓋文壇的昏暗的企圖，他予以有力的抨擊，一再強調知識分子內部鬥爭的重要性。在《七論“文人相輕”——兩傷》中，他寫道：“至於文人，則不但要以熱烈的憎，向‘異己’者進攻，還得以熱烈的憎，向‘死的說教者’抗戰。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能愛，才能文。”這樣的話，在前後一段時間內，魯迅不避重複地說過許多遍。大約他特別注意到，文壇的風氣，一是力圖消弭鬥爭，二是無原則的纏鬥，打岔，不能生也不能愛，這樣的鬥爭是隻能引向死滅的。

對於周圍的知識者，當魯迅無所期待，以致憎惡起來的時候，最後只好返回自身。在《且介亭雜文末編》裡，我們可以看到，在他去世的前幾個月，戰鬥的意氣更加健旺。這在學者看來，簡直近於變態。他評價劉半農，章太炎，都是從戰鬥的方面加以總結的，呼喚的是戰士之魂。他寫化厲鬼復仇的女吊，說：“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復的毒心，也決無被報復的恐懼，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兇手或其幫閒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面東西的秘密。”他寫猛獸猛禽，自然界偉美的壯觀，說：“假使我的血肉該餵動物，我情願喂獅虎鷹隼，卻一點也不給癩皮狗們吃。”周揚之流的來自內部的明槍暗箭，不絕的鞭撲，雖然使他受傷，但也使他保持了偉大的憎，成就了他的堅苦卓絕的戰鬥。這對於一個人，尤其是垂暮的自由戰士來說，無論如何是悲壯的，殘酷的。

在兩次大病之間，魯迅寫下名篇《死》。大家都把它看作是遺囑，然而，世上有哪一份遺囑如此燃燒著激越的情感，作為一位臨終者，有誰竟如此地與他的怨敵纏鬥不休的呢？其中寫道：

……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當個人自由和社會正義遭到剝奪之後，惟有鬥爭贏來這一切；但當鬥爭也被迫中止的時候，惟靠鬥爭的渴望補償這一切。

1。“國家”與“民族”

“九·一八”以後，日本侵略軍迅速佔領中國東北全境，華北五省相繼發起“自治運動”，形勢十分危急。蔣介石政府支援“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對日採取不抵抗主義，集中兵力進攻蘇區，以期儘早剿滅共產黨及其他異己勢力。但是，迫於國內輿論和國際政治的壓力，蔣介石隨後不得不改變策略，以民族英雄自命，利用“民族”和“抗日”的名義，將權力迅速集中起來，進一步鞏固個人在全黨全國全軍的領袖和統帥地位，以致達到一生政治生涯中的權力巔峰狀態。

共產國際和蘇聯極力遏制日本侵華戰爭的擴大化，“武裝保衛蘇聯”成了流行一時的口號。在對華政策上，斯大林由於過高估計了蔣介石的個人作用和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能量，因此雖然在意識形態方面與中共保持相當的一致性，但是，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則更多地給予國民黨政府以援助。明顯地，這是一種機會主義的立場。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國際的主要負責人季米特洛夫作了題為《法西斯的進攻與共產國際的任務》的報告，為“統一戰線”問題確立了基調。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發表著名的《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號召全國人民不分階級，不分黨派聯合起來，組織國防政府和國防聯軍，以挽救民族危亡。從總的傾向看來，宣言體現了共產國際的意向和蘇聯斯大林的政策立場。影響到中國左翼文壇，則有周揚的“國防文學”口號的大力張揚，以及後來的解散左聯等系列組織性行為的發生。

毛澤東堅持他在黨內的獨立路線，一面抵制共產國際的盲目指揮和“莫斯科派”的教條主義，一面挑戰蔣介石政府的國家中心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