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瓦窯堡舉行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重點討論了關於民族統一戰線，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的問題，確定了“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的方針。會後，毛澤東即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報告，明確提出：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必須屬於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

馮雪峰是毛澤東路線的積極的支持者，他對毛澤東的個人思想和領導才能一直抱欣賞態度。當他作為中央的特派人員於1936年4月從陝北來到上海以後，根據從魯迅、胡風等處獲取的資訊，決定在“國防文學”之外，另提一個新口號，以期在文化陣線上推行毛澤東的關於民族革命戰爭的獨立自主的思想路線。經由他和胡風兩人商議，並徵得魯迅的同意，新口號確定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由胡風撰文正式提了出來。

這時，魯迅成了馮雪峰的統戰物件。他極力爭取魯迅，使之成為一個“黨外的布林什維克”，為黨所掌握的一種武器和力量。而魯迅，以他的個人主義的立場，當然不會輕易地為別的個人和組織所利用；在他那裡，始終有著清楚的限界。但是，就個人品質而言，馮雪峰是可信任的。正是在馮雪峰，以及他的朋友柔石瞿秋白等人的身上，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反對黨的真實的存在。在國家、民族和統一戰線問題上，魯迅透過馮雪峰，對這個反對黨的基本政策有了更為直接的瞭解，並且可以從中找到與自己的思想正相合榫的地方。在同這個跋涉過二萬五千裡烽火道路的年輕造反者相處的最後的日子裡，整個氣氛是融洽的，溫暖的，多少令人慰藉的。在此期間，馮雪峰代替魯迅起草了幾篇重要的文稿；此外，在後來結集為《回憶魯迅》的集子裡，還記錄了魯迅不少的談話片斷。這些片斷，成為尋繹魯迅晚年思想變化的極為珍貴的線頭。只是馮雪峰在闡釋時，由於隨處採取黨派的、集體的立場，容易忽略魯迅作為思想者個人的獨特的思想價值，甚至出現不少不應有的曲解的地方。

關於國家，民族和人民，魯迅的態度是一貫的。對“統一戰線”問題的理解，其實是這一基本態度的延伸。個人不同於政黨的地方就在這裡。統一戰線並不表現為一種策略，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在魯迅這裡，有關權力者和無權者，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互相對立的觀點十分鮮明。他正是持這樣的立場和觀點看待國家和###的。在他看來，日本就是兩個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日本與人民的日本，戰爭的日本與和平的日本。他相信，在日本和中國的人民之間，是一定會有互相瞭解的時候的，但是，目前在經受著前一個日本的侵略和奴役的情況下，則必須駁斥諸如“親善”、“提攜”之類為不抵抗主義張目的論調；惟以堅決的抵抗，才能迎來後一個日本，也即中日民族平等共處的將來。同樣地，中國也有###：統治者的中國和大眾的中國，保衛中國就是保衛後一箇中國。魯迅知道，中國的大眾容易流於狹隘愛國主義，所以不忘一再提醒說：“即使那老師是我們的仇敵罷，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在救亡中，他支援啟蒙工作，仍然宣傳他的“拿來主義”，以及其他促進中國現代化的主張。他確信，一個自由開放，併為此不懈奮鬥的民族是有前途的民族，只有封閉的民族註定要衰亡。由於魯迅把國家和民族從中劃分為上下兩大層級，所以在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發生軍事衝突的時候，他認定，上層完全有可能出現親和現象。大量的事實表明，外來的侵略者和本國的壓迫者是互相勾結的，他們共同出賣的是底層大眾的利益。所謂戰爭，正如魯迅所說：“好像戲臺上的花臉和白臉打仗，誰輸誰贏是早就在後臺約定了的。”他常常把同族和異族的奴役者相提並論，有主子就有奴才，在一國之內如此，國與國之間同樣如此。在批判“民族主義文學”時，他便指出：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和養育流氓的。奴才一面依仗外國主子的暴力，一面利用他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馬”，不安本分的“莠民”。“國府”除了賣國，“則不但依然能夠鎮壓，而且依然能夠誣陷、殺戮”。《漫與》記道：““九·一八”的紀念日，則華界但有囚車隨著武裝巡捕梭巡，這囚車並非‘意圖’拘禁敵人或漢奸，而是專為‘意圖乘機搗亂’的‘反動分子’所預設的寶座。”致臺靜農信中，這樣說到“一二·九”運動：“北平學生遊行，所遭與前數次無異，聞之慘然”；又說到上海學生為聲援北平學生遊行而跪在國民黨市政府門前請願一事：“上海學生，則長跪於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至隕亡。”時值20世紀，在中國，帝制早已廢除，而接受現代高等教育的學生居然要向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