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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要解散，我是聽到了的，此後即無下文，亦無通知，似乎守著秘密。這也有必要。但這是同人所決定，還是別人參加了意見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後者，那是潰散。這並不很小的關係，我確是一無所聞。

……

……我希望這已是我最後的一封信，舊公事都從此結束了。

這是一封絕交信，是魯迅對周揚們所做的最後決裂的表示。至此，左聯的活動，以及他與左聯的關係都由彼此先後劃上了句號。

周揚給魯迅的印象，除了專權，再就是“用手段”，“靠計策”，“玩花樣”，是一個策略家。放冷箭，散佈流言，固然是手段，事實上，連組織本身也成了集權的手段，而且是最有力的手段。魯迅在信裡說：“這愛放冷箭的病根，是在他們誤以為做成一個作家，專靠計策，不靠作品的。所以一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連絡誰，打倒誰，把自己抬上去。”又說：“這裡的有一種文學家，其實就是天津之所謂青皮，他們就專用造謠，恫嚇，播弄手段張網，以羅致不知底細的文學青年，給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卻並沒有。真是惟以嗡嗡營營為能事。如徐懋庸，他橫暴到忘其所以，意用‘實際解決’來恐嚇我了，則對於別的青年，可想而知。他們自有一夥，狼狽為奸，把持著文學界，弄得烏煙瘴氣。”又說，“現在元帥和‘懺悔者’們的聯絡加緊（所以他們的話，在我們裡面有大作用），進攻的陣線正在展開，真不知何時才見晴朗。”這裡說的“聯絡”、“張網”、“自有一夥”、“陣線”等等，都說的是組織和組織的作用。組織是一種集體政治資源，也是一種文化資源，但是，這種資源並非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加以利用。波爾斯比曾經拿銀行家和流浪漢相比較，是頗有意思的。他說，這樣兩種不同身份的人，在他們同時參與社群決策的情況下，理論上同樣可能作為謀求權力的候選人，但是銀行家領導的龐大組織在社群中很突出，更不必說對於他的商業經濟生活的重要性，而流浪漢則極少有社會聯絡，所以是孤立無援的。魯迅是流浪人，他“無所屬”，但他對於權力者及其集團內部的等級，層次及運作情況是瞭解的。在左聯，他清楚地知道，徐懋庸不過是周揚佈局中的一個卒子而已。周揚是元帥，軍中有許多人，魯迅在信中說的“大批”、“群仙”等等，都說的是對方人多勢眾，所以可以任意驅遣。1935年6月28日致胡風信，頗幽默地說到周揚：“我本是常常出門的，不過近來知道了我們的元帥深居簡出，只令別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在家裡坐了。記得托爾斯泰的什麼小說說過，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險的，但一看見大將面前防彈的鐵板，卻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帥以為生命價值，彼此不同，那我也無話可說，只好被打軍棍。”魯迅多次提到周揚們的“自私”，從這裡出發，發展到對人的支配，不但支配他的同僚，下屬，即所謂“小兵”的行動，而且支配他人，尤其是不馴者以至“假想敵”的命運，這是他所痛恨的。所以，在他去世前夕，起而為胡風等辯誣，就是為此。

《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是魯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在這裡，魯迅給予周揚徐懋庸們以有力的還擊，公開宣告決裂。這篇萬字長文不但表明了魯迅在統一戰線問題的原則立場，澄清了一些基本事實，重申了關於抗日救亡這一特定時期的文學的觀念，而且較為系統地體現了魯迅的政治哲學。民族，國家，階級，政黨，主權，人權，人格，相關的問題都在論文中有所闡發，融合了政治學，文藝學，倫理學，心理學的內容。

由於重病纏身，幾至於不起，這封公開信是由陝北剛剛返滬的中共代表馮雪峰起草的。但是，魯迅做了重要的增改。最後增加的部分從“四條漢子”寫起，這是繼章士釗、陳西瀅、“創造臉”、“西崽相”、“革命小販”、“洋場惡少”等名詞之後的又一個新名詞，稱指的是官僚主義，其實，它的意義無疑要豐富和深刻得多。文化大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