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中，“革命新貴”利用這個名詞，整肅不同派系的的人物如周揚等又另當別論。但是，它所代表的當時黨內的一種無原則的、專橫的、誣陷的、“上綱上線”即魯迅之所謂“鍛鍊周納”的，尤其從修身上來打擊異己的勢力和傾向；如果從後來的歷次政治運動所表現出來的“鬥爭”現象來看，是不失其“原型”的價值的。

文章寫道：

去年的有一天，有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裡，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一兩個，一律洋服，氣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為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但後來也不再聽人說胡風是“內奸”了。然而奇怪，此後的小報，每當攻擊胡風時，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風……即使胡風不可信，但對我自己這人，我自己總還可以相信的。我就並沒有經胡風向南京講條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風鯁直，易於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對於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

還有，在中國近來已經視為平常，而其實不但“助長”，卻正是“惡劣的傾向”的，是無憑無據，卻加給對方一個很壞的惡名。例如徐懋庸的說胡風的“詐”，黃源的“諂”，就都是。田漢周起應們說胡風是“內奸”，終於不是，是因為他們發昏；並非胡風詐作“內奸”，其實不是，致使他們成為說謊。《社會日報》說胡風拉我轉向，而至今不轉，是撰稿者有意的誣陷；並非胡風詐作拉我，其實不拉，以致記者變了造謠。胡風並不“左得可愛”，但我以為他的私敵，卻實在是“左得可怕”的……

……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

8。在“吶喊”後“彷徨”

對於“政治家”，魯迅並不奢求什麼東西，甚至開始便清楚地知道彼此處於“歧途”之中，是不可能進行合作的。然而，由於某種理想的誘惑，他已經誤入由“政治家”所操縱的組織之中。對蘇聯，對左聯，對“四條漢子”，不能說他不具有紀德式的清醒的眼光；但是不同的是，他是“局內人”而紀德是“局外人”。比較而言，局內人更需要理性和道德的力量。就像對待蘇聯問題一樣，我們看到，對於左聯，魯迅也並不看重機構設定和工作制度之類，注重的仍然是人，是人的品質，人格，那為自己也為社會而不息地勞作所表現出來的誠實和熱情。這是對於一個人，或一個團體的基本的要求，也是他一貫堅持的“思想革命”的根本性所在。所以，在左聯，那些自稱“指導家”者，表面上扮著“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反革命”，為“託派”，以至於“漢奸”者，以他的經驗看來，大半不是“正路人”；因為他們格殺革命的民族的力量，而且手段巧妙，全然不顧革命的大眾的利益，而只是借革命以營私，所以他有理由懷疑他們，不相信他們，甚至懷疑他們是否系敵人所派遣。倘使真的志在革命與民族，而不過心術不正當，觀念不正確，方式蠢笨一點，也還是次要的。但他同時指出，革命者自行批判和改變，仍然是必要的。

以個人和組織相比較，魯迅的確更多地看重個人的素質，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根本無視集團的存在。無寧說，他對嚴密的組織從來是懷有戒心的。柔石之死和瞿秋白的備受打擊等等，無疑加深了他對組織這東西的不信任感，他後來與左聯的疏離，除了來自周揚等的打擊之外，與組織透過各種事件對他的干擾當不無關係。為了對付龐大的國家機器，對於集體的內在的渴求為鬥爭所喚醒，即便在這時，也沒有像德國革命戲劇家布萊希特在戲劇《人就是人》中那樣強調對集體的依賴。布萊希特對人的“戰鬥機器化”，“像汽車那樣被人改裝”表示欣賞；集體對個人的靈魂所作的“機械性修補”，使他自覺獲得了新的東西。這種態度後來雖然有所改變，但是，布萊希特仍然堅持認為，個人必須加入到集體中去，才能培養社會意識。這位戲劇作家在名為《辯證法戲劇》的筆記中寫道：“個人的集合體”由於服從於集體的分配而失去其不可分割性，個人越來越被社會所支配，隨之而來的社會的進展就絕不會考慮個人，不會因個人的干預受到影響，也不會由個人的消亡而結束。顯然，其中同樣包含了關於集體與個人關係的內在緊張。在20世紀，集體與個人的關係問題，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