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於現代性的問題之一，也是迄今為止，最難解決的政治難題。但是，這個問題在許多被稱為“布林什維克化”的革命者和知識分子那裡，似乎已經得到了解決。他們緊密地依靠集體，放棄所有的個人權利，尤其是思考的權利，宣稱不倦地同個人主義作鬥爭。由於統一組織，統一思想和統一行動，忽略個體精神的特異性，幾乎成為一種必然。所以托馬斯·曼會得出結論說：“布林什維克憎恨靈魂。”魯迅是重視個體和靈魂的。他對組織的相對的輕視，與他不在組織嚴密的集團內部大有關係。由於長期遊離於集體之外，他對組織的霸權力量，尤其是負面的作用的經驗感受不算太深。領導者的個人品質固然可以影響組織，而組織的規模及內部規制同樣可以影響和改變個人。周揚成為左聯的“元帥”，其中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應當看到，其個人的權力慾望和宗派心理與組織的某些特性具有相關性。可以設想，如果不是周揚，組織從內部產生的代表也很有可能與周揚趨同，從而充分體現集體的意志。任何權力者，都不可能違反權力運作的鐵律。組織這東西，說到底是封閉的，具有儀式化，教條主義和集權主義的傾向；此外，本身還存在一個在國家和團體組織中間的地位問題。對於一個組織來說，如果它處在與國家對抗或完全一致，即極度危險或極度安全，而非公開競爭的境遇之下，內聚力會增強，排除異已的能力也會相對增大，而內部維護或反抗“統一”的鬥爭，也將日漸加劇，這是無法改變的。

關於知識分子，魯迅首先看重的不是知識，而是理想，良知，改造社會的熱情和參與實際鬥爭的勇氣。他反對反智主義，矇昧主義，更反對知識人利用知識，與權力結合而製造新的愚昧。從事啟蒙工作，把自由、民主和科學的理念傳遞給社會，挑戰強權，反對專制，教育大眾，以改造落後的國民根性，使民魂得以發揚，這是為魯迅所確立的知識分子的使命。但是，他認為，真的知識分子，又必先使自己在社會運動中受到教育，批判和改造。惟其如此，才不致淪為精英主義，而能保持一種平民的其實也是民主的品格；同樣地，知識分子也不能為多數庸眾所挾持，從而保持人格的尊嚴，思想的獨立和靈魂的自由。知識分子所受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所受的批判也是自我批判，所受的改造也是自我改造，而不是由外力所強加的壓迫，不管這壓力來自何方。《門外文談》論文字改革，有一段關於知識分子的話，說得很好：“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羅。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

他吶喊，做“遵命文學”，寄希望於在反傳統文化的鬥爭中崛起的現代知識分子集團。然而，這個集團很快出現分裂，有的高升，有的退隱，往日的戰友往何處去了呢？新的戰友又在哪裡？這種境遇，曾經使他一度陷於彷徨。知識分子的分化成了必然的事情，他不能不面對而且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內戰不是哪一個人制造出來的，它的引信，其實為社會所點燃，而戰火至今不絕。魯迅從打擊現代評論派開始，一直把自己置於狙擊政府在文化知識界的代言人的位置上，所謂“第三種人”，也都屬於這一類的。然而，他不斷遭到同人的打岔，以致不能不分神於這方面的鬥爭。許多所謂的鬥爭在他看來是無聊的，但當他無法繞開時，只能極力發掘它的文化內涵，提高它的理論品位。對於自己的同代人，他是失望的，所以把希望寄託在青年一代身上。為了持續作戰，他致力於培養新戰士，那結果，在北京時有高長虹的一群，到了上海又有了左聯的一群。他總結道：“我與中國新文人相周旋者十餘年，頗覺得以古怪者為多，而漂聚上海者，實尤為古怪，造謠生事，害人賣友，幾乎視為當然，而最可怕的是動輒要你生命。”關於革命文學家，他指出，本身有著一種容易犯到的病根，就是同時腳站兩隻船，一隻是“革命”，一隻是“文學”。當環境較好的時候，作者就在革命的船上踏得重一點，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受壓時，則在文學的船上踏得重一點，他又變為不過是文學家了。在另一處，他又指出，“革命文學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學助革命更加深化，展開，卻借革命來推銷他自己的‘文學’，則革命高揚的時候，他正是‘獅子身中的害蟲’；當革命一受難，就會以各種好看的名義，走出陣線之外，好則沉默，壞就成為叭兒。”談到左聯的作家，他在信中說：“我覺得文人的性質，是頗不好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