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這些日子裡，常常通宵達旦地研究情況，細心地思考著反圍攻的對策。十一月二十七日，在這場反圍攻戰鬥打響前，他致電朱德、任弼時，針對八路軍佔領區域的民眾和新組織的游擊隊缺乏鬥爭經驗，提出要進行三方面的準備工作：一、加強新部隊的政治教育和黨的工作；二、加強新部隊必要的軍事和游擊戰爭的訓練；三、加強動員地方民眾的工作。⑩戰鬥打響後，毛澤東密切關注著戰局的發展，在關鍵時刻及時指明：對進攻晉察冀邊區的敵軍，“避免正面抵抗，襲擊敵之後尾部隊”；“在敵之遠近後方活動，使敵進一步仍在我包圍中”；“在確有勝利條件下，集結適當力量給敵以部分的殲滅和有力打擊”。⑾同時，他要求第一二○師和第一二九師分別在同蒲路、正太路積極活動，給予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以有力的配合；要八路軍總部將日軍的行動通知閻錫山和蔣介石，爭取友軍的援助；還透過進步報紙輿論擴大宣傳，使全國軍民相信，八路軍在敵人後方建立的根據地完全能夠遲滯日軍的前進。

由於毛澤東提出的這一整套方針和辦法得到貫徹執行，晉察冀的反圍攻鬥爭取得勝利。聶榮臻回憶道：“這次反敵圍攻，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們接連打了幾個勝仗，打死打傷日偽軍共一千多人，繳獲了大量武器、彈藥、軍用品。敵人除佔領了根據地邊緣地區的幾座縣城外，別無所獲，不得不於十二月下旬全線撤退。”⑿

日本侵略軍自然不肯就此善罷甘休。圍攻晉察冀根據地失利後，他們又先後發動對晉西北地區和晉東南地區抗日根據地的進攻。毛澤東繼續指導這些地區的反圍攻鬥爭。

他以晉察冀反圍攻勝利的經驗為依據，但又不是簡單地照搬晉察冀地區的做法，而是按照這些地區的實際情況，分別提出不同的鬥爭方針。在晉西北地區，毛澤東根據日軍五路圍攻八路軍的力量都不強的特點，要八路軍同晉軍協力，實行“各個擊破”⒀。在晉東南地區則要求八路軍以次要兵力鉗制日軍數路，集中主要兵力對付日軍一路。由於採取這些正確的方針，八路軍第一二○師和第一二九師也先後取得反圍攻的勝利。

太原失守後短短几個月時間內，在毛澤東及時而正確的指導下，八路軍各部在敵後反圍攻鬥爭中，不僅消滅了大量日軍，而且在戰鬥中積極開展山地游擊戰爭，建立起抗日根據地，逐步實現了在山西戰略展開的預定目標，相繼站住了腳跟，為開創整個華北敵後抗戰新局面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在南方，日軍佔領北平、天津後，又集中兵力約二十八萬人，實行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加緊對上海、南京地區發動更加猛烈的進攻。國民黨當局在這個地區，指揮軍隊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前線官兵表現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作戰精神，在敵軍的猛烈炮火下作出了巨大犧牲。日軍原以為這次戰役很快就可結束，夢想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沒有料到在上海地區戰爭就持續了三個月。但是，以這種硬打硬拼式的單純防禦，來對付優勢裝備的敵軍，在戰略上是不利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軍攻陷上海。一個月後，十二月十三日，又佔領南京，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這使整個中國戰場上的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接著，日軍把作戰中心北移到津浦鐵路一線，企圖攻下徐州，打通南北交通線，同華北方面南下的日軍會合。他們的打算是：在華北和華中這兩支大軍會合後，便可以在兩個戰略方向上作出選擇，或者進攻西北，或者南下武漢奪取華中。

毛澤東密切注視著國內整個戰局的發展，既對八路軍的抗日行動及時作出部署，又對正面戰場的作戰經常提出積極的建議。當他對日軍的戰略意圖作出準確判斷後，一方面向國民黨當局提出一個全國戰略部署的完整方案，作為建議；另一方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內研究新形勢下八路軍應該採取的戰略方針。

在向國民黨當局提出的建議中，毛澤東總結正面戰場上軍事失利的教訓，主張應採取“攻勢防禦”的方針，把內線防禦和外線進攻結合起來。他指出：“如果近百萬軍隊均退至黃河以南、平漢以西之內線，而隴海、平漢盡為敵佔，則將形成極大困難。故總的方針，在敵深入進攻條件下，必須部署足夠力量於外線，方能配合內線主力作戰，增加敵人困難，減少自己困難，造成有利於持久戰之軍事政治形勢。”⒁建議中，毛澤東還對國民黨軍隊的部署提出具體意見。但是，蔣介石同以往多次的情況一樣，沒有采納毛澤東提出的這些建議。

對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毛澤東認為，在武漢、廣州等大城市可能失守的情況下，為了有力地打擊日本侵略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