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其他軍隊也對東固取包圍之勢。毛澤東主持召開前委會議。會議認為，此時若以東固為陣地同強敵作戰是不利的，將會使這個地區原來秘密割據的優勢完全喪失。決定拋棄固定區域之公開割據政策而採取變定不居的遊擊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對付敵人的跟蹤窮追政策。同時，留下毛澤覃等一批幹部，加強當地的領導力量，並送給紅二、四團二百支槍。紅四軍於二月二十五日離開東固。有人曾主張各團分路走，毛澤東不同意，認為那樣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堅持集中行動，沿贛閩邊界轉移。

這時，國內政治局勢正醞釀著一場重大變動。蔣介石同控制兩湖地區的桂系軍閥之間的戰爭已一觸即發。這將是一場大仗。江西的國民黨軍隊奉命北調，準備參加對桂系軍閥的作戰，顧不上再“追剿”紅軍，贛南敵方兵力空虛，使紅四軍的行動更處於主動地位，能夠從容地考慮下一步的行動方向。

紅四軍下一步的發展方向應該指向哪裡？中共福建省委在紅四軍離開東固的上一天給中共中央寫報告，建議“紅軍暫時開到閩西長汀、武平、上杭一帶來作一短時間的休息”，並指示長汀、上杭、武平三縣縣委設法同紅四軍聯絡，向他們報告當地的情況，“同時把省委的意見提供給他們參考”。⑦

毛澤東、朱德同意這個意見，因為閩西的龍巖、上杭、永定、平和一帶，在張鼎丞、鄧子恢等領導下，已經建立起工農武裝，開闢了小塊的遊擊根據地，有著較好的群眾基礎；同時，在福建沒有國民黨的嫡系部隊，幾支地方部隊如長汀一帶的郭鳳鳴旅、龍巖一帶的陳國輝旅等本來都是土匪，戰鬥力不強，便於紅四軍的發展。

三月十一日，紅四軍進入閩西長汀縣境內。他們在四都鎮擊潰郭鳳鳴部一個團。長汀縣委負責人段奮夫趕到紅四軍軍部，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彙報了長汀縣和郭鳳鳴部的情況。會議決定進攻長嶺寨，奪取長汀城，消滅郭鳳鳴部。十四日，紅四軍分三路向長嶺寨發起總攻，在地方黨組織的配合下，經過半天的激烈戰鬥，殲敵兩千餘人，繳槍五百餘支，擊斃旅長郭鳳鳴，乘勝佔領長汀城，揭開了建立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序幕。

長汀是閩西的物資集散地，有幾萬人口，商業和手工業比較發達，還有小型的兵工廠和被服廠。紅四軍長期在山區轉戰，不曾進入過這樣比較繁華的中等城市。許多新的問題提到他們面前。毛澤東歷來重視社會調查，把它作為制訂政策的依據。他在當地黨組織幫助下，邀請長汀城裡的錢糧師爺、老衙役、老裁縫、教書先生、佃農、遊民等各階層的人開座談會，瞭解長汀的政治、經濟情況和風俗民情。根據調查中瞭解的實際情況，發動群眾，並制定各項城市政策。在紅四軍《告商人及知識分子》書中指出：

“共產黨對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雜稅，保護商人貿易。在革命時候對工商人酌量籌款供給軍需，但不準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動分子（軍閥的走狗，貪官汙吏，國民黨指導委員、工賊、農賊，學賊）的財物要沒收。鄉村收租放息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們的財物也要沒收。至於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資產階級的財物，一概不沒收。”“知識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參加工農革命。知識分子若肯參加革命，工農階級均可收容他們，依照他們才幹的大小，分派他們相當的工作。”

長汀的資訊，自然比贛南山區要靈通得多。在這裡，毛澤東確切地獲知：蔣介石和桂系軍閥已經決裂，國民黨陣營內部的一場大混戰已不可避免。面對這種新的局勢，經過通盤考慮，紅四軍前委決定比較放手地在贛南閩西二十多縣範圍內開展游擊戰爭，實行武裝割據。

三月二十日，紅四軍前委在舉行擴大會議後，向中央報告：“前敵委員會決定四軍、五軍及江西紅軍第二、第四團之行動，在國民黨混戰的初期，以贛南、閩西二十餘縣為範圍，從游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於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區域，以與湘贛邊界之割據區域相連線。”並強調“這一計劃決須確立，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因為這是前進的基礎”。⑧

這是一個重大而正確的戰略決策。贛南閩西地域寬廣，境內山巒起伏，林木茂密，迴旋餘地大，適宜於發展游擊戰爭；黨和群眾的基礎好，物產比較豐富，能為堅持武裝割據提供足夠的人力物力支援；國民黨駐軍力量薄弱，並且距離大城市遠，交通不便，軍隊往來和聚集都很困難，這些都是紅軍發展游擊戰爭的有利條件。這個戰略決策的實施，為以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也孕育著“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正確路線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