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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軍的劉士毅旅兩個團,態度驕橫,孤軍冒進,窮追不捨,想搶頭功。紅軍指揮員紛紛向軍部請戰。毛澤東主持前委擴大會議,認為可以在大柏地打伏擊戰;決定佈置成長形“口袋陣”,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寧都的道路兩側的高山茂林中,以一部分兵力引誘劉士毅進入伏擊圈。當晚,紅軍各部分別進入預定陣地。

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紅軍一部把劉士毅部兩個團誘進“口袋陣”底部,東、西側伏兵向後迂迴出擊,扎住“袋口”。紅軍各部向敵軍一齊發起猛攻。這是紅四軍主力下山後的關鍵一仗。儘管紅軍彈藥缺乏,體力疲憊,指戰員還是拿起刺刀、石頭、槍托同敵軍拼搏。朱德軍長帶隊衝在前頭。平時很少摸槍的毛澤東,這時也提槍帶著警衛排向敵軍陣地衝鋒。鏖戰至第二天下午,才全殲被圍敵軍,俘虜正副團長以下八百餘人,繳槍八百餘支,水旱機關槍六挺,劉士毅旅殘部潰退贛州。這是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以來的第一次大勝仗。打了這個勝仗,整個局面頓時改觀。紅四軍擺脫了被動局面,取得了作戰的主動權。陳毅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是役我軍以屢敗之餘作最後一擲,擊破強敵。官兵在彈盡援絕之時,用樹枝石塊空槍與敵在血泊中掙扎始獲得最後勝利。為紅軍成立以來最有榮譽之戰爭。”③

大柏地不是紅軍的根據地。由於當地群眾幾乎都跑到山上去了,紅軍雖然打了大勝仗,指戰員吃飯卻成了問題。毛澤東、朱德鑑於這種特殊情況,採取靈活辦法,批准各部可以動用群眾家裡的糧、油、菜,同時,留下借條,出佈告,說明日後償還。毛澤東十分重視要取信於民。事隔五十多天,當紅四軍第二次路過大柏地時,他命令軍需處按借條向老百姓賠還現洋,只能多給,不許少付。軍需處幹部挑著現大洋,辦完了這件事,造成很大的政治影響。當地老百姓說:紅軍與國民黨軍隊根本不一樣,借條兌現,說話算數。

近一個月的流動作戰,使紅四軍嘗夠了脫離根據地的苦頭:得不到休養生息的環境,不能取得糧食、被服和人力的補充,傷病員難以安置,更缺乏當地群眾的密切支援。事情很明顯,紅軍要積蓄和發展力量,不斷戰勝敵人,就必須建立根據地,依託根據地進行武裝鬥爭。紅四軍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到羅福嶂後,為安置傷兵計,為我有黨有群眾的休息地計,為救援井岡山計,決定前往東固。”④

東固在江西省吉安縣境內,地處吉安、吉水、永豐、泰和、興國五縣接壤處,離上述縣城都有一百多華里,群山重疊,中間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地勢險要,只有五條羊腸小道通向山外。早在一九二七年二月,這裡已有黨的組織和農民協會。大革命失敗後,一些在吉安求學的共產黨員回到東固,恢復黨組織和農民協會,發動農民暴動,建立革命武裝。這支武裝力量,後來發展成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和第四團,共有槍七百支,在東固周圍各縣開展游擊戰爭,主要領導人是參加過南昌起義的原贛西特委秘書長李文林。他們從一九二八年四月起,曾多次派人送信到井岡山去,介紹東固的情況,溝通了這兩塊根據地的聯絡。

東固革命根據地有著自己的特色:把公開的武裝鬥爭和秘密的割據結合起來。紅軍是公開的,武裝鬥爭是公開的,他們是游擊隊而不是守土的赤衛隊。農民協會在實際上管理著農村的一切行政事務。“反動勢力已驅逐了,權利完全是我們的,但公開的政權機關和固定的赤衛隊都沒有。郵路是照常的,商業貿易是照常的,邊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沒有。敵軍到來尋不到目標,黨的組織和群眾的組織完全秘密著。”⑤這種特殊的形式,在紅軍的力量還不大而反動統治勢力又無力顧及的情況下是很有效果的。

大柏地戰鬥勝利後,紅四軍主力乘勝在二月十三日進佔寧都縣城。接著,在十七日抵達東固,同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第四團會合。

毛澤東在東固傳達和講解了中共六大的決議案。聽取了當地黨組織和軍隊負責人對東固鬥爭情況的介紹。他把這種秘密割據經驗寫信告訴湘、贛邊界特委,並指出:“在接近總暴動之前群眾政權的形式有由公開割據改變為秘密割據的必要”,“強敵來了就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對付他”。⑥

紅四軍在東固休整了一個星期,消除了疲勞,取得了補給,傷病員也得到安頓。東固成為紅四軍開闢贛南閩西根據地的重要出發點。但在這裡得知井岡山已在有著極大優勢的國民黨軍隊圍攻下失守,彭德懷已率部突圍下山。這樣,救援井岡山的計劃無法實現。

二月中、下旬,贛軍主力李文彬旅三個團向東固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