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勝利給胡宗南進犯軍以重大打擊，莫定了徹底粉碎胡軍的基礎。這一勝利證明，僅用邊區現有兵力（六個野戰旅及地方部隊），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決胡軍；這一勝利又證明忍耐等候、不驕不躁可以尋得殲敵機會。”⑾

殲滅第一三五旅後，西北人民解放軍迅速撤離羊馬河戰場，進入山區，隱蔽休整。胡宗南軍主力又經過幾日“遊行”，數度撲空，攜帶的給養耗盡，疲憊飢困，不得不回到蟠龍基地進行休整補充。此後不久，國民黨軍的飛機偵察，發現有解放軍部隊東渡黃河進入晉綏地區（其實只是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一部分工作人員東渡）。根據這個錯誤判斷，蔣介石要求胡宗南以主力沿鹹榆公路向綏德挺進，並命令榆林鄧寶珊部南下配合，企圖封閉黃河渡口，乘機消滅渡河中的解放軍。四月二十六日，胡軍主力九個旅從蟠龍、永坪分兩路向綏德北進，鄧寶珊部由榆林向米脂、佳林出動策應。

密切注視著戰場情況變化的彭德懷，認為良好的戰機出現了，立刻在四月二十七日將這一情況報告毛澤東，並提出：“我野戰軍本日隱蔽於瓦市（引者注：指瓦窯堡）東南及西南，擬待敵進逼綏德時，圍殲蟠龍之敵。”⑿毛澤東在二十八日六時收到這份電報，立刻覆電批准，並且告訴他：“計劃甚好，讓敵北進綏德或東進清澗時，然後再打蟠龍等地之敵。”⒀

蟠龍是胡軍的重要補給基地，工事堅固。守軍整編第一師第一六七旅，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裝備精良，戰鬥力較強，連同地方部隊，守備兵力達七千人。這一仗關係西北全域性，很可能是個硬仗，和前兩次的伏擊不同。因此毛澤東採取十分審慎的態度。三十日，他又致電彭、習：要他們“經過精密之偵察，確有把握，方可下決心。”

蟠龍之戰能否成功的關鍵在能否於胡宗南援軍趕到前取得從事攻堅作戰所必需的時間，而這一點又決定於援敵的距離，胡部主力距離蟠龍越遠，所需時間就越有保證。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善於用兵的彭德懷立刻作出周密部署。他以第二縱隊的三五九旅為主，又從其他各旅中每旅抽調一個排，偽裝成野戰軍主力，沿鹹榆公路同胡軍保持接觸，緩緩後撤，並在沿途遺棄一部分軍需物資，造成狼狽潰退的假象，使追擊的胡軍敢於放膽北進（到蟠龍戰鬥打響後，這支偽裝主力的部隊又可以轉過來擔任對胡軍主力的阻擊任務）。野戰軍主力則隱蔽集結在蟠龍周圍，進行攻堅作戰的各項準備工作，待命發動攻擊。

五月二日，正當胡部主力佔領綏德，興高采烈地慶祝“勝利”之際，蟠龍戰鬥突然打響了。激戰到四日二十四時勝利結束，全殲守軍六千七百餘人，活捉旅長李昆崗，繳獲大批糧食、彈藥和其他物資。當放棄綏德倉皇回援的胡部主力在八日趕回蟠龍時，解放軍主力早已不知去向。

在主動放棄延安後的一個半月中，西北人民解放軍以不足三萬人的兵力，按照毛澤東提出的“蘑菇戰術”，同比自己多達十倍的國民黨軍隊從容周旋，三戰三捷，消滅胡軍一萬四千多人，拖住胡宗南軍這支蔣介石的戰略預備隊，有效地策應了其他戰場的人民解放軍，併為西北戰場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對於這段歷史，美國政府在一九四九年發表的《白皮書》曾經作過這樣的評述：國民黨軍“攻佔延安曾經宣揚為一個偉大的勝利，實則是一個既浪費又空虛的、華而不實的勝利”。臺灣一九五九年編寫的《戡亂戰史》也說：在西北戰場上，“戰鬥進行中，我軍因情報蒐集無法深入匪區……影響於指揮及部署之行動不小。”而共軍則“始終憑藉其嚴密的情報封鎖，靈活之小後方補給，以避實擊虛，鑽隙流竄……不行主力決戰。尤以陝北原已人煙寥落，匪複利用其地方組織，將僅有之人與物資等可資利用之力量全部撤離，使我軍行動之區，渺無人跡；行軍作戰，均發生極大之困難。”“我軍主力始終被匪牽制於陝北，一無作為，殊為惋惜”。這些事隔幾年、十幾年後所作的評述，倒是多少說出了一些真情。

①　中央軍委致陳粟，並告張鄧，張黎電，1946年12月18日。

②　中央軍委致陳譚電，1946年12月25日。

③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11、1212頁。

④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7年2月1日。

⑤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6頁。

⑥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3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