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退卻的可能都沒有了”。當記者問到所謂“限制異黨”也就是各地磨擦的問題時，毛澤東激動起來了。他說：“共同抗日的黨派就是友黨，不是‘異黨’。抗戰中間有許多黨派，黨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戰，完全應該互相團結，而決不應該互相‘限制’”。“國民黨、共產黨，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點的，這就是抗日。所以現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問題，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問題。”由於記者問到共產黨對待所謂磨擦的態度，毛澤東回答：“我可以率直地告訴你們，我們根本反對抗日黨派之間那種互相對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末，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這態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們是站在嚴格的自衛立場上的，任何共產黨員不許超過自衛原則。”在這一年的早些時間，毛澤東已經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個原則，但那是在內部講的，這一次是透過答三位記者問的形式第一次向全國公開宣佈中國共產黨的這種態度，同時說明這是站在嚴格的自衛立場上的。談話最後，毛澤東把中共中央在七七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政治口號用更簡潔的語言來表達，就是：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這三大政治口號，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期的基本口號，在全國產生廣泛的影響，幫助許多人清醒地認識到國內政治局勢中正在步步上升的嚴重危機和分清是非的標準。

幾天後，毛澤東再次見到來延安訪問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斯諾一開始就講到，他在重慶訪問國民黨一個將軍，那個將軍說：現在沒有什麼統一戰線的問題，中國只有一個合法的黨——國民黨，一個合法的政府——國民政府，“邊區政府”都是完全非法的，終究必被取消。他在西安又訪問另一個將軍，也是這樣說：中國除國民黨外，再沒有其他合法的黨了，共產黨在與蔣委員長表示一致之後已不復存在，因此，現在是沒有什麼統一戰線的問題的。毛澤東回答說：“中國早已有實際上的統一戰線，在大多數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動中，已也有了名義上的統一戰線。”“別的政治集團怎麼講，我不知道，說到共產黨，那末，從它誕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個獨立的政黨，從來也沒有過一天半天一小時或者一分鐘放棄過它的獨立性，從來也沒有向什麼個人或什麼集團或什麼黨派屈服過。要共產黨屈服，這大概是比上天還要困難些吧。”

當談到抗日和民主的關係時，毛澤東說：從抗戰以來，國民黨政策上的變化是不打內戰而打日本了，但在民主民生方面，還是沒有什麼變化，依舊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獨裁。“這種獨裁引起了全國的不滿，非得變更一下不可。”“現在全國人民都很著急，中國不改革政治，不實現民主，不但不能打勝日本，而且一定要亡國的。”（23）

在這個時期中，毛澤東還會見了率全國慰勞總會北路慰問團到延安訪問的南北總團團長、國民黨元老張繼，北路團長賀衷寒、副團長王右瑜，國民黨軍騎兵第二軍軍長何柱國，著名抗日將領、東北挺進軍總司令馬占山，以及來自各國的友人。向他們廣泛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堅持團結抗戰的決心和誠意。這對爭取各方面的同情和合作有重要作用。

到這年快要結束的時候，國內的政治局勢越來越壞，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蔣介石越來越傾向於用軍事手段向中國共產黨進攻。十一月一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中國共產黨之跋扈梟張，全無國家民族觀念，只知乘機擴張勢力，今後必益加甚。叛亂之期，當不在遠。”實際上是，蔣介石使用軍事手段向共產黨進攻的日期“當不在遠”了。這個月的十二日至二十日，國民黨召開五屆六中全會，實際上確定了要以軍事反共來代替政治溶共的方針，並制定《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日益惡化的形勢使毛澤東十分焦慮。

他清醒地看到：一場共產黨人原來不希望看到的相當規模的武裝衝突也許已難以避免。十一月十四日，他在陝甘寧邊區黨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談到：“我們的團結是有條件的”，“假使把你的頭割掉了，還講什麼團結啦？”“所以我們講團結，在必要鬥爭的時候我們還要鬥爭，有了鬥爭也就會有團結。”（24）十一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出席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及華北地區鬥爭情況的彙報。彙報中談到在當時國內外形勢影響下，大資產階級發生了嚴重的動搖，但在重慶的中產階級，包括一些國民黨元老卻反對內戰，“他們表現很活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