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經過二十一年擴張，終於在二十二年（公元前403年），與趙韓兩族一起，被周王室正式承認為諸侯國。魏斯為侯爵，史稱魏文侯。從這一年開始，魏氏正式踏上了邦國之路，成為開端戰國的新興諸侯國。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魏國的政治事件成為我們必須關注的物件。

自魏文侯立國至魏假滅亡，魏國曆經八代君主一百七十八年。在春秋戰國歷史上，近兩百年的大國只經歷了八代君主，算是權力傳承之穩定性最強的國家了。這種穩定性，當時只有秦國齊國可以與之相比，國君代次顯然還要稍多。魏國君主平均在位時間是二十二年有餘，若除去末期魏假的三年，則七任君主平均在位時間是二十五年有餘。應該說，在戰國那樣的劇烈競爭時代能有如此穩定的傳承，是極其罕見的。列位看官留意，之所以要將代次傳承作為政治穩定的基本標誌，原因在於世襲制下的傳承頻繁國家，都是變亂多發所致。是故，君位傳承頻繁，其實質原因必定是政治動盪劇烈，君主傳承正常，其實質原因也在於這個國家的政治穩定性強。當然，也不能絕對化地說，穩定性是傳承少的唯一原因。譬如魏國，其傳承代次少，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出現過兩個在位五十年以上的國君：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其餘兩個在位時間長的君主是：魏武侯二十六年，魏安釐王三十五年。這四任君主，便佔去了一百六十二年。

魏國政治傳統的基本架構及其演變，都發生在這四代之間。

這一政治傳統，是破解魏國滅亡秘密的內在密碼。

魏文侯之世，是魏國風華的開創時代。

戰國初期，魏國迅速成為實力最強的新興大國，對天下諸侯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力。尤其對西鄰秦國，魏國以強盛的國力軍力，奪取了整個河西高原與秦川東部，將秦國壓縮得只剩下關中中西部與隴西商於等地。這種令天下瞠目結舌的崛起，根源在於魏文侯開創了後來一再被歷史證實其巨大威力的兩條強國之路：一是積極變法，二是急賢親士。

先說變法。魏文侯任用當時的法家士子李悝，第一次在戰國時代推行以變更土地制度為軸心的大變法。史料對魏國這次變法語焉不詳，然依據後來的變法實踐，李悝變法的兩個基本方面該當是明確的：其一是圍繞舊土地制度的變法，基本點是有限廢除隸農制、重新分配土地、鼓勵耕作並開拓稅源等等。其二是公開頒行種種法令，以法治代替久遠的人治禮治。可以做出的總體評判是：後來商鞅變法的基本面，李悝都涉及了，只是其深度廣度不能與後來的商鞅變法相比。雖則如此，作為戰國變法的第一聲驚雷，魏國變法的衝擊作用是極其巨大的，其歷史意義是亙古不朽的，其效用是實實在在的。

變法的同時，魏文侯大批起用當時出身卑微而具有真才實學的新興士子，此所謂急賢親士也。文侯之世，魏國群星璀璨文武濟濟，僅見諸史籍的才士便有：李悝、樂羊、吳起、西門豹、趙倉唐；儒家名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等；故舊能臣重用者有翟璜、魏成子等。至少，魏國初期一舉擁有了李悝、樂羊、吳起、西門豹如此四個大政治家，實在是天下奇蹟。由此，魏國急賢親士的聲名遠播，以至秦國想攻伐魏國而被人勸阻。勸諫者的說法是：“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

由於魏文侯在位長達五十年，這種政治風氣自然積澱成了一種傳統。

可是。魏文侯開創的這種生機蓬勃的政治傳統，到了第二代魏武侯時期漸漸變形了。所謂變形，一則是不再積極求變，變法在魏國就此中止；二則是急賢親士的濃郁風氣，漸漸淡化為貴族式的表面文章。也就是說，魏文侯開創的兩大強國之路都沒有得到繼續推進，相反，卻漸漸走偏了。這條大道是如何漸漸誤入歧途的？歷史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可尋路徑的蛛絲馬跡。

一則史料是，魏擊（魏武侯）做儲君時暴露出的濃厚的貴族驕人心態。魏文侯十七年，樂羊打下中山國後，魏擊奉文侯之命做了留守大臣。一日，魏擊遊覽殷商舊都朝歌，不期遇到了魏文侯待以師禮的田子方。魏擊將高車停在了道邊，並下車拜見田子方。可是，田子方竟沒有還禮。魏擊很是不悅，譏刺道：“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田子方冷冷道：“亦貧賤者驕人耳。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踞（鞋）然，奈何其同之哉！”魏擊很不高興，但又不能開罪於這個頂著父親老師名分的老才士，只有陰沉沉回去了。姑且不說這個儒家子貢的老弟子田子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