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烘烘脾性究竟有多少底氣，因為，戰國時期真正的法家大政治家，反倒根本不會做出這種毫無意義的清高，該遵守的禮儀便遵守，犯不著無謂顯示什麼。我們留意的，是魏擊的兩句譏刺流露出的貴族心態——田子方雖貴為文侯老師，依然被魏擊看作貧賤者，而貧賤者是沒有對人驕傲的資格的！如此貴族心態，豈能做到真正的親士敬賢？於是，後來一切的變味大體便有了心靈的根源。

另一則史料是：魂擊承襲國君後不思求變修政的守成心態。魏擊即位，吳起已經任河西將軍多年。一次，魏武侯與吳起同乘戰船從河西高原段的大河南下，船到中流，魏武侯眼看兩岸河山壯美，高興地看著吳起大是感嘆：“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也許是吳起早已經覺察到了這位君主的某種氣息需要糾正，立即正色回答說：“邦國之固，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結果，魏武侯只淡淡一個“善”字便罷了。吳起對答，後世演化為“固國不以山河之險”的著名政諺，卻沒有留下魏武侯任何由此而警醒的憑據。列位看官留意，這是魏國君主第一次將人才之外的物事當做“國寶”。此後，魏惠王更是將珍珠寶玉當做“國寶”，留下一段戰國之世著名的國寶對答。魏武侯盛讚山河壯美，原本無可指責。這裡的要害是，一個國君在軍事要塞之前首先想到的是什麼，如何評判山川要塞，至少具有心態指標的意義。魏武侯的感慨若變為：“山河固美，無變法強國亦不能守也！”試想當是何等境界？這件事足以說明，魏武侯已經沒有了開創君主的雄闊氣度，對人對物對事，已經淪落為以個人好惡為評判標尺了。

第三則史料是，魏武侯錯失吳起。

吳起是戰國之世的布衣巨匠之一，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政治軍事天才之一。與戰國時代所有的布衣名士一樣，吳起的功業心極其強烈，那則殺妻求將的傳說故事，正是戰國名士功業心志的最好註腳。後來的事實證明，樂羊、吳起被魏文侯重用，是魏國擴張成功的最根本原因。也就是說，李悝變法激發積聚了強盛國力，樂羊、吳起則將這種國力變成了實際領土的延伸。在整個魏文侯時期，樂羊攻滅中山國，吳起攻取整個河西高原，既是魏國最大的兩處戰略性勝利，也是當時天下最成功的實力擴張。李悝、樂羊死後，兼具政治家才華的吳起實際上成為魏國的最重要支柱。

可是，魏武侯即位，吳起沒有得到應有的重用，既沒能成為丞相，也沒能成為上將軍，只是一個“甚有聲名”的地方軍政首腦（西河守）。依著戰國用人傳統，魏文侯時期有老資格名將樂羊為上將軍，吳起為西河守尚算正常。然在魏武侯時期，吳起依然是西河守，就很不正常了。《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載：秉性剛正的吳起對這種狀況很是鬱悶，曾公開與新丞相田文（不是後來的孟嘗君田文）論功，說治軍、治民、征戰三方面皆強於田文，如何自己不能做丞相？田文以反詰方式做了回答，很是牽強，其說雲：“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應當說，田文對魏國狀況的認定，只是使用了當時政治理論對新君即位朝局的一種諺語式描述，實際根本不存在。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擊是老太子即位實權早早在握，如何能有少年君主即位才有的那種“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的險惡狀況？剛直的吳起畢竟聰明，見田文擺平了老臉與自已周旋論道，便知道此人絕不是那種憑功勞說話的人物，所以才有了史料所載的“起默然良久，曰‘屬子之矣。’”吳起的服輸，實際上顯然是講求實際的政治家的顧全大局。不想，卻被太史公解讀成了“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這個田文，既不是後來的孟嘗君田文，史料中也沒有任何只言片語的功業，史料中的全部蹤跡便是與吳起的這幾句對答，及“田文既死”四個字。如此一個人物，豪氣干雲的吳起如何便能“自知弗如田文”？太史公此處之認定。只能看做一種誤讀，而不能看作事實。

歷史煙霧之深，誠為一嘆也！

重要大臣將軍之間的這種微妙狀況，魏武侯不可能沒有覺察。之後的處置方式，立即證明魏武侯對吳起早已經心存戒懼了。田文死後，公叔為相。這個公叔丞相欲將吳起從魏國趕走，與親信商議對策。其親信說，要吳起走，很容易。親信的依據是秉性評判：吳起有氣節，剛正廉明並看重名譽。潛臺詞很顯然，這等人得從其尊嚴名譽著手。親信謀劃出了一個連環套式的陰謀：先以固賢為名，請魏武侯將少公主嫁給吳起，言明以此為試探吳起的婚姻占卜——吳起忠於魏國，則受公主；若不受婚嫁，必有去心；魏侯必從，而後由丞相宴請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