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問題：其一，齊國民眾早已經對這個國家絕望了，無動於衷了；其二，齊人長期安樂，鬥志彌散，雄武民氣已經消失殆盡了。在百餘年之後的司馬遷時期，齊國遺民尚能清晰地記得當時的疲軟，足見當時國民孱弱烙印之深。這一事實的評價意義在於，齊人從對事實的回顧中，已經將亡國的真實原因指向了齊國自己。

第二種說法，是包括司馬遷自己在內的以陰陽神秘之學為基點的評判。《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後的“太史公日”，對《周易》占卜田氏國運深有感慨，雲：“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田乞及（田）常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雲。”這裡的“厭”（讀音為壓），是傾覆之意；“祥”，尋常廣義為預兆之意，在占卜中則專指凶兆。司馬遷最後這句話是說，因為田氏連犯（殺）姜齊兩君而專政齊國，太過操切苛刻，不是漸進之道，所以卦象終有傾覆之兆。鑑於此，司馬遷才有“易之為術，幽明遠矣”的驚歎。司馬遷作為歷史家，歷來重視對陰陽學說及其活動的記載，各種曾經有過重大影響的預言、占卜、星象、相術、堪輿等，其活動與人物均有書錄。事實上，陰陽神秘之學是古代文明極為重要的一部分，舍此不能盡歷史原貌。

依據《史記》，關於田氏齊國的占卜主要有兩次。

第一次是周王室的太史對田齊鼻祖陳完的占卜，周太史解卦象雲：“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這段解說的白話是：“這是一則看國運的卦象，利於以賓客之身稱王。然則，這是取代陳國麼？不是。是在另外的國家。而且，也不是應在陳完之身，而應在其子孫身上。若在他國，其主必是姜姓。這個姜姓，是四嶽（堯帝時的四位大臣）之後。然則，事物不能兩方同時發達，陳國衰落之後，此人才能在他國興盛。”應該說，這次占卜驚人地準確，幾乎完全勾畫出了田氏代姜的大體足跡。因為，這次占卜一直“佔至（田氏）十世之後”。

第二次占卜，發生在陳完因陳國內亂而逃奔齊國之後。當時，齊國有個叫做懿仲的官員想將女兒嫁給陳完，請占卜吉凶。這次的卦象解說很簡單，婚姻吉兆，結論是：“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莫通削，又是暮的本字；而八世之後，恰恰是齊湣王之後。齊湣王破國，齊襄王大衰，齊王建遂告滅亡。這則卦象，同樣是驚人地準確。

陰陽神秘之學的評價意義在於，他們認為，國家的命運如同個人的命運一樣，完全由不可知的天意與當事人的作為的正義性互動作用所決定，齊國的命運，既是天定的，也是人為的。就問題本身而言，這種評判是當時意識形態中極為重要的基本方面，不能不視為一種答案。列位看官留意，先秦的所有神秘之學預測吉凶，都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前提觀念：當事人行為的善與惡（正義性），對冥冥天意有著重大影響。也就是說，當事者的正義行為，可以改變本來不怎麼好的命運；而當事者的惡行，也可以使原本的天意庇護變為暗淡甚或災難。這便是後世的善惡報應說的認識論根基。這便是前述的互動作用。

另外一個前提觀念是：正道之行，不問吉凶。這一觀念的典型是西周姜尚踩碎龜甲。《論衡·卜筮篇》雲：“周武王伐紂，卜筮之，佔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這一事例，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中的記載是：“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如此理念，戰國之世已經漸成主流。典型如秦國，司馬遷記載了秦滅六國期間與秦始皇時期的多次災異與神秘預言，唯獨沒有一次秦國主動占卜征伐大事的記載。因為先秦時代的神秘之學對人的正義善行非常看重，所以其種種預測，往往在實際上帶有幾分基於現實的洞察，也便往往有著驚人的準確性。太史公所以將韓氏的崛起根源追溯到韓厥救孤，認為因了這一“積天下之陰德也”的大善之行，才有了韓氏後來的立國之命。其認識的立足點，正在於善惡與天命互動作用這一觀念。所謂天人交相勝，此之謂也。而自魏晉之後，占卜星相等陰陽之學漸漸趨於完全窺探天意的玄妙莫測的方法化，強調人的善惡正邪對命運的影響則日漸淡薄，故此越來越失去了質樸的本相，可信度也便越來越低。這是後話。

第三種說法，是西漢鹽鐵會議檔案《鹽鐵論》記載的討論意見。

《鹽鐵論·論儒篇》雲：“齊宣之時，顯賢進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