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富強，威行敵國。及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並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後）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士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入薛，孫卿（苟子）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王建聽流說，信反間，用後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為秦所擒，不亦宜乎！”

這段評判，先回顧了齊宣王、齊湣王兩代中的一代半興盛氣象，又回顧了齊湣王后期的惡政，指出了百姓不堪與人才流失兩大基本面。對齊王田建的作為，則將其失政歸結為三方面：聽流說，信反間，用後勝之計。而“不與諸侯從親”，則是信用前述三方的結果。顯然，這種觀念與齊國民眾的說法，與司馬遷評判，並沒有重大差別。應當說，這些原因都是事實，但也都是最直接的現象原因，而沒有觸及根本。

那麼，根本在哪裡？實質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對齊國曆史作一簡要回顧，我們可以發現，戰國時期的齊國有一個所有國家都沒有的現象：末期四十餘年沒有發生過戰爭，此前十四年也可以說基本沒有戰爭。也就是說，一百三十八年的歷史中，齊國的後三分之一多的歲月，是在和平康樂中度過的，五十餘年沒打過仗。孤立抽象地說，和平康樂自然是好事，也是人類在各個歷史時期都會生髮的基本理想之一，無疑應當肯定。然則，在戰國這樣一個風雲激盪的大爭時代，一個大國五十餘年無戰，無異於夢幻式的奇蹟。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史家無疑是注意到了這一基本事實。司馬遷在回顧齊國曆史時說：“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齊）王（田）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佔之備。”

且略去太史公的諸如“君王后賢”這樣的偏頗評價，只就事實說話，首先理出齊襄王時期的軌跡。燕國破齊的第二年，齊襄王被莒城臣民擁立即位，此後五年直到田單反攻復國，是齊國最後一次被動性的舉國戰爭。此後十四年，齊襄王復國稱王，權力完整化。這十四年中，齊國只打了三仗：第一仗田單主政初期的對狄族之戰，有魯仲連參與，規模很小；第二仗是公元前270年（秦昭王三十七年，齊襄王十四年）秦國穰侯攻齊，齊軍大敗，丟失剛（今山東寧陽東北地帶）、壽（今山東東平西南地帶）兩地；第三仗是公元前265年（秦昭王四十二年，齊襄王十九年），秦軍攻趙，齊國應趙國請求而出兵救趙，迫使秦國退兵。很顯然，這三仗，第一仗是安定邊境，第二仗是完全被動的捱打，第三仗則是基本主動的維護邦交盟約（出兵救趙並非全然情願）。

救趙之戰結束，齊襄王便死了。

顯然，齊國從國破六年的噩夢中掙脫出來之後，國策發生了重大變化。

此前的齊國，是左右戰國大局的超強大國之一。在齊潘王與秦昭王分稱東西二帝之時，齊國的強盛達到了頂點。可是，在燕軍破齊的六年之後，齊國跌入了谷底。府庫財貨幾被燕軍劫掠一空，人口大量流失，軍力大為削減。凡此等等，都使齊國不得不重新謀劃國策。應該說，這是齊國國策大變的客觀原因。在田單、貂勃領政的齊襄王時期，齊國的邦交國策可以概括為：養息國力，整修戰備，親和諸侯，相機出動。然則，田單迅速失勢，齊國失去了最後一個具有天下視野的大軍事家與大政治家。

從此，齊國開始了迷茫混沌的轉向。

齊國轉向，根源不在孱弱的田建，而在齊襄王與那位君王后。這雙人物，是戰國時期極為特異的一對夫婦。齊襄王田法章精明之極，善弄權術而又沒有主見。戰亂流亡之時，以王子之身甘為灌園僕人；及至看中主家太史敫女兒，立即悄悄對其說明了自家真實身份，從而與該女私通；後察覺大勢有變，又立即對莒城將軍貂勃說明了身份，於是被擁立為齊王。復國後畏懼田單尾大不掉，便聽信九個奸佞人物攻訐之言，屢次給田單以顏色；後得貂勃正色警告，生怕王位有失，又立即殺了九個奸佞，加封田單食邑；及至田單與魯仲連聯手，平定了狄患，終於疏遠了田單貂勃，僅僅將田單變成了一個奔走邦交的臣子。田法章的作為，顯然是一個權術治國的君主，其正面的治國主張與邦交之道，在實際上深受自己妻子君王后的影響。

君王后是個極有主見的聰明女人，當年一聞灌園僕人田法章（後來的齊襄王）真實身份，立即便與田法章私通了。其父太史敫深以為恥，終生不復見，君王后也絕不計較而敬父如常，由此大獲賢名，以至連百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