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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當道舊勢力擁有既成的種種優勢，變法之士則是先天劣勢。《孤憤》一一列出了當道者的基本優勢，謂之四助五勝。四助是：諸侯之助，群臣之助，君王近臣之助，門客學士之助。之所以有此四助，根由是：“當道者擅樞要，則內外為之用。”有權力結交諸侯，有權力決定群臣利益分配，與君王之近臣內侍利害相關，有權力財力給士人門客以養祿，故有這四種助力。五勝是：一為官爵貴重，二為朋黨眾多，三為得朝臣多數，四為國人多趨於傳統而一國為之訟（辯護）；五為得君王愛信。與當道者相比，變法之士卻是五不勝：一官爵低（處勢卑賤），二無黨附（無黨孤特），三朝野居少數（反主意與同好爭，一口與一國爭），四缺乏故交根基（新旅與習故爭），五與君王及其親信疏遠（疏遠與近愛信爭）。

其三，如此態勢之下，變法之士的命運結局必然是走上祭壇做犧牲。“資（根基）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陷者，以公法誅之！其不可以被以罪過者，以私劍（刺客）窮之！是故，明法而逆主上者，不戮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這是韓非最為冷酷的預言。變法志士只要違背傳統勢力之利益（逆主上），只有兩種結局——不死於公法（世族貴胄以祖制問罪），必死於私劍（刺客）。

其四，變法之士必為犧牲，然變法之士死不旋踵代有人出。韓非清醒地看到了變法之壯烈，揭示了這種壯烈的根本緣由。變法之士者，生命之大勇大智者也，寧變法而死，也不願為腐朽將亡之邦殉葬。“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沿襲舊途而存國，不可得也！”

最後，《孤憤》對君王提出了冷峻的警告。變法之難，要在君主，君主不明，國之不亡者鮮矣！變法之士，孤存孤戰。基於此，韓非告誡欲圖變法之君王，該當如何認識並保護變法之士。其最要緊的有兩條：一則，不與左右親信議論變法之士，更不能憑親信議論評判變法之士。“修士（人品高尚之士）不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更不以枉法為治……人主左右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譭誣之言起矣！治亂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譭譽，則修士之吏廢。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二則，君主與權臣的利害不同，君主一定要明察權臣朋黨用私、杜絕賢路、惑主敗法之罪行，否則無以變法。“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昭昭《孤憤》，變法家犧牲之祭文也！

烈烈《孤憤》，變法家命運預言書也！

這便是韓非，在那劇烈動盪的大爭時世，自囚深居而思通萬里燭照天下，將鮮為世人所知的種種權力奧秘與政治黑幕化為煌煌陽謀，陳列於光天化日之下，成為權力場執行的永恆鐵則。一部《韓非子》，使古往今來之一切權力學說與政治學說相形見絀，直是人類文明之絕無僅有也！即或後世西方極為推崇的馬基雅弗利之《君王論》，也遠遠不可與其比肩而立。其深刻明徹，其冷峻峭拔，其雄奇森嚴，其激越犀利，其猙獰詭譎，其神秘靈異，其華彩雄辯，其生動諧趣，無不成為那座文明高峰的天才豐碑，無不成為那個時代的學養旗幟。《韓非子》之命運，如同其《孤憤》所揭示的變法家的命運一樣：在一個變法為主流的時代，他是焚燬黑暗的熊熊火把；在迂闊守成的時代，他卻被傳統學派一代又一代地詛咒著謾罵著，不能以公法滅其學，則必以口誅筆伐追誣其人，追誅其心。然則，不管如何咒罵，《韓非子》都始終是權力場中無以替代的法則，一切當道者都得悄悄地按照其法則執行。後世有學人馮振，曾雲：“《韓非子》乃藥石中烈者，沉痾痼疾，非此不救；用之不當，立可殺人！雖知醫者，凜凜乎其慎之！”這是後話。

那一夜，嬴政不能安眠，老酒一爵爵地飲，渾然不知其味。

五更雞鳴，嬴政長吁一聲：“嗟乎！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

次日清晨，嬴政立即召來李斯與姚賈，事由只一句話：“無論何法，務求韓非入秦。”兩人一陣思忖，李斯提出自己出使韓國力邀韓非，姚賈卻不以為然。姚賈說：“韓非能否入秦，既在韓非，更在韓王。姚賈知韓甚深，對韓非亦有種種查勘。姚賈以為，若以求賢之心邀韓非，韓非必然拒絕；只有以威勢壓韓王，以韓王壓韓非，韓非或可入秦。長史入韓，著力處只能是韓非，對韓王這般謀術成癖之小人國君，只怕力有不逮也！”李斯笑道：“韓王固小人也，足下何以克之？”姚賈答曰：“善術之小人，唯認威懾，豈有他哉